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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南街经验 传播好红色文化
2026-08-15 14:07:09 来源: 南街村报 作者:雷秀娟
“朝阳门内外两重天!”“南街村的街道干净整洁,是因为这里的人心干净、思想干净!”8月8日,参加“2026红色文化之旅夏令营”活动的读友们参观南街村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感慨连连。班长同大家进行了亲切交流。
“2026红色文化之旅夏令营”由人境读书会举办,邀请湖北省原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继明参加,全国各地读友参与活动。在我村期间,大家乘坐游览观光车,兴致勃勃参观了全村各景点和特色企业。8日上午,班长在党委一楼会议室与大家进行了座谈。
“南街村这些年是怎样做到破私立公的?”对于这一问题,班长回答说,私心是个癌症,要治它,就得动手术!几千年来,人们都会有私心,因为大家生活在一个私有制的环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尽管南街村实行的是公有制,但周围是私有制的环境和土壤,南街人受到影响也会产生私心。南街村要发展集体经济,就要对南街人进行破私立公、大公无私教育,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对大家讲私心对集体、对他人、对自身的害处,讲树公心有哪些好处。我们不讲大道理,通常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大家。
“请问南街村这面红旗能打多久?接班人问题是怎样考虑的?”班长对此回答说,南街村这面红旗能打多久,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接班人如果坚持毛主席思想、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南街村这面红旗就会继续打下去。如果接班人的思想变了,那么南街村这面红旗也会变颜色。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我们培养的是一个群体,就是南街村的“二百五”队伍。加入这支队伍的程序比入党还要严格,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写申请自愿加入的,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无私的斗争,来监督村党委。就像毛主席说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只有这样无私无畏的干部才是好干部,“老好好”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无私就是不贪不占,无畏就是不怕得罪人,对谁都公正对待。这支队伍的年龄结构是老中青,老年人原则性强,不和稀泥;中青年要向老年人学习敢于斗争的作风。南街村几十年来在斗争问题上毫不含糊,党委成员开生活会都是面对面,否则起不到教育本人和大家的作用。南街村在发展、工作和处理日常问题时,很多方式方法都是学习毛主席他老人家的。
“班长的一席话,讲出了南街村成功的经验。”大家纷纷感慨,“南街村真正学到了毛主席思想的内核,并且做到了活学活用!”“班长总结的南街经验,对我们信仰红色文化和从事红色文化事业的人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给了我们启示。”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南街村发展到今天并将继续发展下去的?”对于这个问题,班长语气坚定地说:“一是共产主义信仰。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既然举手宣誓入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不能光嘴上说说,要付诸行动。如果光说在嘴上却无动于衷,那么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是实现不了的。二是毛主席思想。我们共产党能够成功,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智慧、有工作方法,并且这种智慧和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比如毛主席遇到困难时就到群众中,因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2004年南街村在最困难时,也是群众的支持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共产主义信仰、毛主席思想从理论、方法和智慧上给人们打开了思路,能够让人坚定不移,这是虚的”,班长指着会议室墙壁上“破私心,立公心”“公生明,廉生威”的标语说,“这些标语也是虚的,但是能看出南街村党委坚持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而群众从实践上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这是实的。干工作既要务虚又要务实。”
班长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其它问题。在会议室“为人民服务”标语前,班长与大家合影留念。
来源:南街村报
从先锋派诗人到无产阶级战士——刘继明老师创作的精神脉络
付欣宇 · 2026-07-21 · 来源:窗前一盏灯
学习了《刘继明歌词作品演唱专辑》,颇有感触。在分析这些歌词之前,我想先谈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起点——刘老师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文学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
刘老师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1984年发表第一首诗歌。高中毕业后他回乡务农、学瓦匠、在乡镇文化馆工作,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他的写作开始于先锋文学,九十年代以“文化关怀”小说引起文坛注目,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底层文学”和“新左翼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早期具有文学青年特有的先锋姿态与忧郁气质。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精致的、飞黄腾达的作家,但他没有。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让他注定无法安稳地待在书斋和沙龙里。那是一种不容触碰的底色,像龙的逆鳞,长在咽喉之下,触碰必怒。他一辈子都在“不妥协”——不向潮流妥协,不向体制妥协,不向谎言妥协,不向自己的良心妥协。而这份不妥协又从不冰冷,它始终带着火焰——敏感、炽热、燃烧,是一个诗人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逆鳞与火焰,坚硬与滚烫,共同构成了他全部写作的驱动力。
几年前,人境网寄给我一本《刘继明诗选》(2013年出版)。我自己也写诗,所以读得格外仔细。这本诗集没有引起主流诗坛的重视,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更能透露出刘老师的心灵轨迹和精神来路。我翻到《流水十四行》时,被一句诗钉在了那里:
“我注定在旅行中掉队/并且很快被同伴遗忘/而两岸的风景/和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
这首诗写于1997年。那时刘老师三十四岁,刚刚调入湖北省作协任专业作家,文坛之路一片光明。但他在三十四岁那年就写下了“掉队”和“被遗忘”。不久他当选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体制内的主流作家,却已经预感到自己终将“掉队”,终将被“同伴遗忘”,而他甘心如此,因为他相信“不具姓名的人民”会收留他。那不是预言的姿态,而是一个战士在奔赴战场之前,就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命运。那是心口上的一道血痕,在词句之间淌了整整二十一年,直到2018年的某一天,终于从纸上流进了现实。
2018年,刘老师与主流文坛决裂,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黑与白》,彻底脱离主流文学体制。他明确宣称“为无产阶级写作”,强调文学应服务于人民,批判资本与特权。那一年,他55岁。一个55岁的人,放弃了体制内的所有身份,选择了一条不被主流认可的路。这不是一时冲动,那个在1997年写下“掉队”和“被遗忘”的诗人,早已预见了这一天。
此后的刘老师,开始了高强度的创作。《黑与白》3部9卷120万字,构思加写作耗时整整五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刘继明文集》10卷、长篇小说《江河湖》《人境》等大量作品。加上中短篇小说、随笔、文论、报告文学,总字数超过五百万。刘老师今年63岁,写作超过四十年,创作精力如此旺盛,著作如此丰硕,实属罕见。更不容易的是,他在与主流文坛决裂之后,没有停下来,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写作——决裂是另一种生命的萌芽,是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更是涅槃重生。
我想起另一个人——鲁迅先生。
1926年,鲁迅离开供职14年的民国教育部,辗转厦门、广州,又辞去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职,于1927年10月来到上海,从此脱离体制,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那一年鲁迅46岁,此后的九年,是他一生中骨头最硬的时期,也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上海的著作量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年。他租住在上海半租界的大陆新村,参加左联,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容留瞿秋白避难,保存方志敏的狱中文稿。
刘老师脱离体制时55岁,鲁迅脱离体制时46岁。一个在中年出走,一个在壮年转身,两人相差近百年,但精神轨迹惊人地相似——都是在体制内走到了某个位置,然后选择离开;离开之后,创作力反而迎来了爆发。1927年之后的鲁迅成就了杂文写作的巅峰,2018年之后的刘老师写了《黑与白》这部3部9卷120万字的煌煌巨著。所谓“体制内”,对有的人来说是安身立命的根基,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一层必须蜕掉的壳。蜕掉之后,骨头更硬,声音更响。
鲁迅曾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刘老师的写作,从来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生命深处涌出的血——热的、红的、带着体温的。一个人到了六十多岁还能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还能不妥协、不投降、不闭嘴,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因为他身上的逆鳞从未被磨平,血管里的血从未冷却。
2018年决裂之后,刘老师创作了短诗《我愿意……》。四个小节,浓缩了全部的精神转折。
“在喧嚣的人海,我愿意做一个逆行者,让孤独的身影,像一根桅杆高高挺立。”——在所有人都顺着潮流走的时候,选择逆行。孤独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自觉的选择。
“在漆黑的长夜,我愿意做一个烈士,以微弱的磷火,为迷途者照亮前行的道路。”——烈士不是死了才算,而是愿意以燃烧自己的方式去照亮别人。磷火微弱,但在漆黑的夜里,足以让迷途者看见方向。
“当讨好富人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我愿意做一个穷人,捍卫一个阶级的尊严。”——这是全诗最锋利的一句。当“讨好富人”成为时尚,他选择站在穷人一边。捍卫的不是个人的尊严,是一个阶级的尊严。这是他2018年之后所有写作的底色。
“当所有人选择沉默,我愿意做一个孩子,大声说出我着见的一切。”——最后一句回到了安徒生童话。在谎言流行的时代,保持说真话的勇气。
这首诗的基调是深沉的、悲壮的,宛如战场上的宣示。它宣告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确立。
如果说《我愿意……》是决裂后的宣言,那么《刘老师歌词作品演唱专辑》中的二十首作品,就是这种宣言的展开和深化。
《人民》尖锐地追问“谁是人民”——“我和马云不是同一个人民/他的人民是韭菜/我的人民是汗滴”。《牛马谣》把“牛马”这个侮辱性的称呼翻转过来——“牛马不是天生的/是被驯服的/牛马不是哑巴的/是被吓住的”——揭示了一种从“被说”到“自说”的主体觉醒过程。《阿英》用纪录片式的冷静书写一个哺乳期女工从车间到审讯室的遭遇,拒绝美化或煽情,不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一个都不宽恕》是对鲁迅精神的直接继承——“你宽不宽恕已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还记得/你永不宽恕的理由”。今年恰逢鲁迅逝世90周年,这首歌的纪念意义尤为深重。《那年,我十三岁——为纪念毛泽东逝世50周年而作》从个人记忆出发,写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不是因为你站在最高的山/而是因为你弯下腰/握住工农的手/坐在田埂上/吃一样的粗茶饭”。从少年时“似懂非懂”的懵懂,到花甲之年“走过工厂/走过村庄/走过变迁”后的领悟,歌词见证了阶级意识的觉醒。
这张专辑的全部歌词由AI作曲和演唱,实现了文学、音乐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这本身也呼应了“新人民文艺”的核心命题:新的时代必然产生新的大众,新的大众必然有新的文艺。用什么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谁歌唱,站在谁的立场上。
从八十年代的先锋派诗人,到1997年写下“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的清醒者,再到2018年之后宣称“为无产阶级写作”的战士——这条精神轨迹不是断裂,而是一以贯之的深化。形式在变,关切在变,但那个在1984年写下第一首诗的青年,六十多岁了,依然没有离开过他所站立的那片土地。从青丝到白发,四十年间他始终在向前走,一直在进化,从未止步。一个人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保持这种赤子般的纯粹与炽热,保持着一个热血青年前行的姿态,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品格。
他在《流水十四行》中预言的“掉队”成为了现实。但“掉队”之后,他没有被遗忘——他被“不具姓名的人民”收留了。这张歌词专辑,就是他从人民中发出的声音。正如他在《我是后革命时代的一杆老枪》中所写的——
“我将兑现自己的承诺/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后革命时代的一杆老枪/永不投降!”
最后,我想用《我愿意……》中的一句来结束,也是刘老师对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召唤:
“当所有人选择沉默,我愿意做一个孩子,大声说出我看见的一切。”
从作家到“游击队员”——刘继明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艰难探索
Original 永远的红飘带
2026年5月31日 20:08 36人
文/舟自横
在中国当代左翼文化版图上,刘继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是作家,也是编辑;既是思想者,也是组织者。从1990年代的先锋写作,到新世纪的底层叙事,再到近年来的“马列毛主义”转向,他的思想轨迹呈现出清晰的“一路向左”路径。而贯穿这条路径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他对左翼文化阵地的持续创建——从自筹资金创办《天下》杂志,到创办和主编《中流丛刊》,再到主持写作研修班、运营自媒体,刘继明以“游击战”的方式,试图为边缘化的左翼声音开辟生存空间。这一过程,既是左翼文化在“后革命”时代的突围实践,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从“作家”到“战士”的身份蜕变。
一、《天下》时代:“超越左右”的理想主义实验
2011年,刘继明自筹资金创办了《天下》杂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本杂志被誉为“北有《读书》,南有《天涯》,中部有《天下》”。这个定位本身就透露了刘继明的雄心:他希望打造一个能与京沪两大思想文化重镇鼎足而立的言论平台。
《天下》的编委构成颇具特色。上面的作者既有汪晖、黄纪苏、孔庆东这样的左派,也有萧功秦、秦晖、许纪霖这样的右派。这种“左右共治”的格局,体现了刘继明当时“超越左右,重建共识”的理念——在思想界日益撕裂的年代,他试图搭建一个多元对话的平台。
这一理念与他当时的创作阶段相吻合。在《人境》出版之前,刘继明正处于从“文化关怀”向“底层叙事”过渡的时期。他虽然已经左转,但仍保持着对“多元视角”的开放态度。创办《天下》的尝试,更像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对“公共论坛”理想的实践——他希望在一个左翼主导的平台上,容纳不同立场的对话。
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既有资金等外部因素,也折射出“超越左右”这一理念本身的困境:当左右阵营日益极化,“中间地带”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其中还有一段插曲,2012年《天下》因资金短缺濒临停刊时,经旅美学者李陀牵线,刘继明专程赴京和被称为新左派领袖的清华大学教授,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汪晖商谈联合办刊事宜,合作意向都已达成一致了,却因与广西某杂志社合作的刊号收回,致使这次本来可以让《天下》起死回生的机会半途而废了。
《天下》的停刊,对刘继明是一个重要的“祛魅”经验:在“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试图在体制内或体制边缘搭建“桥梁”是徒劳的。这一认知,为他后续更激进的“游击战”埋下了伏笔。
二、决裂时期:从作家到“游击队员”
2017年是刘继明思想转向的关键节点。这一年,他因在网上公开举报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涉嫌违纪问题,引发了与方方、陈应松之间的名誉权纠纷。这场官司最终以刘继明败诉告终。但对他而言,这次事件的意义远超法律层面的胜负。他后来在《致你们》一文中写道:“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这个比喻,最初来自张承志记叙切格瓦拉的某篇文章,意味着放弃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的幻想,转而采用灵活的、边缘和非体制化的斗争方式。这一转变体现在多个层面:
在传播渠道上,他不再寄望于“体制内那些纸质杂志”,而“主要通过网络,将它们作为发布作品及相关信息的主要平台——不仅仅是平台,而且是阵地,或者战壕”。他开通了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以《随想录》系列微博体随笔进行思想传播,用“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降低左翼思想的传播门槛。
在组织形态上,他与主流文坛公开决裂。2019年,他因“行使举报权利方式不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离开武汉,远走英伦,闭关写作《Black and White》,开始了“思想上的自我放逐与重建期”。这一时期的他,不再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尽管还保留正高二级专业作家的身份,但他在写作立场上业已转变为一个“脱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精神认同上,他完成了从“左翼作家”到“马列毛主义者”的蜕变。俄乌战争成为“关键催化剂”,使他“彻底摆脱‘纯文学’影响,明确以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开始系统批判“民族主义左派”(民左),认为其“混淆阶级本质”,并“重建共产主义信仰”。
这一系列转变,构成了从《天下》到《中流丛刊》之间的“过渡带”:《天下》时期的他还在寻求与体制和自由派对话,而决裂之后的他,已经做好了“独自面对群狼撕咬”的准备。但一个孤立无援的“游击队员”能走多远呢?
三、《中流丛刊》:接续传统,再造阵地
2020年8月,大型思想人文杂志《中流丛刊》创刊。这个时间点耐人寻味——由于疫情,刘继明滞留英国,对外称“在一个远离武汉的海岛上闭关写作”,他与方方、陈应松的官司尘埃落定不久,《Black and White》刚写完第一部,正是他思想左转的关键期。
《中流丛刊》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中流》是魏巍在1980年代创办的杂志名称,魏巍临终前留下“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言。刘继明沿用这一名称,显然意在接续魏巍所代表的“老左翼”传统——那个在革命退潮后依然坚守“继续革命”信念的传统。
与《天下》的“超越左右”不同,《中流丛刊》的定位旗帜鲜明:以“马列毛主义为根本宗旨”——创刊词中列举的包容对象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毛左派、自由主义左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托派等”。这种“左翼统一战线”的构想,与《天下》的“左右对话”有本质区别:它不再寻求与自由派对话,而是试图在左翼内部构建多元对话的平台。
创刊号的两个专辑——“纪念魏巍”和“回到马克思”——清晰地标示了刊物的精神坐标。“纪念魏巍”是对左翼传统的致敬与接续,“回到马克思”则是对理论根基的重申。创刊号作者阵容堪称豪华:魏巍遗作、萨米尔·阿明、汪晖、张承志、李陀、曹征路、刘继明本人等。张承志的评价言简意赅:“多了一个阵地,太好了!”
“阵地”这个词再次出现。从《天下》到《中流丛刊》,从“平台”到“阵地”,话语的转换折射了刘继明对左翼文化实践性质的重新理解:这不再是中立的“思想市场”,而是立场鲜明的“斗争前线”。
尽管《中流丛刊》只出了四期,就被勒令停刊,刘继明因此受到了第二次党纪处分,但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正是从《中流丛刊》开始,刘继明的影响从以前的文学界破圈而出,成为了一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而不再只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为了一名马列毛主义者。
四、从阵地到“造血”:写作研修班与红色写手培养
阵地需要人守,思想需要人传。如果说《中流丛刊》是刘继明打造的文化“堡垒”,那么写作研修班则是他建立的文化“军校”。
几乎是在刘继明的敌人为他受到第二次处分弹冠相庆时,《Black and White》出版了,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不久,刘继明主持创办了写作研修班,明确提出培养“红色写手”的目标。在第三届写作研修班开班式上,他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参加咱们这个班的学员,首先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愿意用自己的写作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
他提出了著名的“写作三关”——感情关、立场关、语言关,要求学员“将这‘三关’有机地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成为一名真正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红色写手”。这种系统化的培养机制,与传统的文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它不再追求“文学性”“艺术性”等专业主义标准,而是明确将写作定位为“斗争”的形式——“每一个称得上红色写手的写作者都是一名战士”。这意味着,刘继明不仅自己用笔在为重建信仰而战斗,还在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将个人的左翼实践转化为组织化的、可持续的文化运动。
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写作形式和传播路径。他的微博体随笔《随想录》系列,“采用短小精悍、语言通俗且富有感染力的风格,将复杂的左翼理论转化为日常可读的文本”,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评论认为,这种写作“通过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显著重塑了左翼思想的传播路径与效果”。用刘继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写作”,其“书写方式以及传播媒介”都与传统文学生产“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五、破圈与困境:左翼文化阵地的当代命运
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写作研修班、自媒体矩阵,刘继明对左翼文化阵地的创建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破圈”过程:
传播载体上,从精英杂志(《天下》)到大众杂志(《中流丛刊》),再到网络随笔与社交媒体,传播门槛不断降低,受众面不断扩大,呈现出明显的破圈态势。
思想立场上,从“超越左右”的自由主义左翼,到“马列毛主义者”,立场越来越明确,战斗性越来越强。
实践形态上,从个人化的编辑工作,到组织化的写作研修班,左翼文化生产正在从“游击队”向“正规军”演化。
然而,无论是个人影响力“破圈”,还是文化阵地“破圈”,刘继明都不得不面临新的困境。首先是体制的打压:他耗费巨大心血完成的新作在国内被禁,只能“以电子版等形式传播”。2025年4月,《Black and White》在美出版(外媒称之为“时间证词的文学远征”),开始进入国际视野。正如刘继明在英文版后记中写道:“它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让一部文学作品从被格式化的空间释放出来,还意味着对某种朴素的阶级正义和人文精神的坚守仍然会受到尊重。”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传播面与本土主流文化市场已基本隔绝,只能以读书会等私人阅读形式,在民间“悄悄流传”。但正如孔庆东所言,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还“在对历史的挖掘和对历史的挖掘上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其出版史、阅读史和传播史也构成了一部独特历史——一种从主流文化缝隙中“破圈”的抗争史。
其次是受众的“回音壁”效应:左翼文化阵地的读者大多是“自己人”,思想的传播更多是在同温层内循环,难以真正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刘继明在《致你们》中坦言,支持者可能是“为数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群体”——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左翼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尴尬境遇。
最后是体制的持续高压:面对封号禁言以及党纪处分等打压,刘继明在《随想录》中写道:“除了死亡,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击垮我”“对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作家,思想表达的权利高于一切,坚守信仰比生命更重要”——这种悲壮的宣言,既是对权力的回应,也暗示了生存环境的严酷性。
结语:阵地的意义与限度
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红色写手”培养计划,刘继明对左翼文化阵地的持续建构,构成了当代中国左翼文化图景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章节。它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如何继承20世纪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文艺传统,通过办杂志编书等文化阵地建设来传承进步思想薪火的曲折乃至悲壮历程。
在某种意义上,刘继明走的是一条与张承志相似的道路。他曾在《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一文中说,张承志“是在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如日中天时,‘退职停薪’,与主流文坛分道扬镳的”,而他自己的选择“太迟了,并且有一种‘逼上梁山’的味道”。与张承志独行侠式的“个人精神朝圣”相比,刘继明更强调组织化的阵地建设——从杂志到写作研修班,他试图将左翼文化生产从“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事业”。
然而,阵地的意义与限度同样明显。它能够为底层和边缘人才提供庇护所,能够维系左翼思想传统的连续性,能够在“主流”之外开辟另类空间——但它能否真正改变权力格局、影响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更何况,他还要时刻准备应对来自权力以及敌人不断泼来的脏水和射来的明枪暗箭呢?
刘继明曾在《致你们》的结尾写道:“我说了,我做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写作和创建文化阵地的深层动机: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在“涨潮的海上”继续划桨的行动本身。正如他写于2021年的长文《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蛻变(2001- 2021 )》中所说:“左派的奋斗目标依然遥不可及,但其意义就在于存在本身;斗争也许不可能在短期改变现实,却能防止社会完全被资本集团俘获,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他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对遗忘的抵抗,对同化的抵抗,对历史终结叙事和一种单极化社会结构的抵抗。
【快讯】人境网突遭关闭!
左評 · 2026年9月8日 18:21
左評从相关人士获悉,人境网突遭关闭,目前该网站已打不开。据了解,平台是在接到有关部门指令,注销人境网域名的,未说明任何理由。
人境网是一个新兴的左翼文化网站,创办于2024年7月1日。自上线以来,秉承"传承红色经典,弘扬革命文化""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宗旨,坚持马列毛主义立场,致力于探讨21世纪社会主义可能性,在广大网友特别是青年中间具有较大影响。
对于人境网在毛主席逝世50周年前一天突遭关闭,有网友感到不可接受。人境网有关负责人表示:宁当烈士,不做犬儒,网站虽然被关闭,但信仰之火不会熄灭。
从《人境》到人境网;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左評 · 2026年9月12日 08:05 · 文/图门
人境网被关停后,主编飞舟以"阵亡者"为题填词,将一次行政处置比喻为战争状态的牺牲。这种叙事策略的升级,揭示了理解刘继明与人境网思想联系的关键入口:"人境"二字不仅是一个网站名称,更是一套从文学创作中提炼出来的政治意象,它在"阵亡"的瞬间完成了从文学符号到政治符号的转化。
一、《人境》:一部小说如何成为思想的"母本"
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境》,在刘继明的创作谱系中占据着转折性位置。评论界将其视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接续了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小说的主人公马垃在经历商海沉浮和牢狱之灾后,回到故乡神皇洲,组织起"同心合作社",探索重建集体经济的可能性。10年后,2026年5月,刘继明到访南街村,与"班长"王宏斌在"为人民服务"标语下握手合影,并进行了深入交流。有评论将这次会谈称之为"两个理想主义者的相遇"。
这个叙事框架包含了刘继明创办人境网的雏形:一个"逆流而上"的主体,在被资本和权力双重侵蚀的空间中,建构了一种替代性的集体组织形式。这与小说《人境》中的马垃"在逆境中逆流而上",面对的是"乡村土地撂荒,劳动力流失,资本下乡,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挫折"等种种不利条件。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英雄主义,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移植到了人境网的定位中——这与刘继明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形成了同构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人境"一词的意涵。它取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在刘继明的语境中,这一意象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政治内涵。"人境"指向的是"人民的境遇"——底层在资本逻辑下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民"作为一种政治主体如何重新获得声音。网站沿用这一命名,意味着将文学中建构的"人民"概念转化为一个需要被填充的政治能指。
二、从"一个人"的实践转化为"一群人"的实践
有人将刘继明与长期关注劳工的学者潘毅进行比较,但刘继明的实践在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中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单一的书斋式写作或研究,而是从"一个人"的实践走向了"一群人"的实践:2017年与文坛决裂;2020年创办《中流杂志》,2022年提出"民左"概念,引发左翼思想论争;2023年创办写作研修班;2024年人境网上线。这一轨迹清晰可辨。
写作研修班的设置尤其值得分析。其培养"红色写手"的宗旨,要求学员过"感情关、立场关、语言关",被提升到"阶级觉悟和焠炼革命意志"的高度。刘继明在结业式上强调,写研班"注重的不仅是写好文章,而是能否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这意味着,写作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政治训练,文学能力从属于阶级立场。
人境网将这一逻辑制度化:通过"研修班—网站"联动模式培养作者,实现文化生产的"自我造血"。2026年7月,人境网进行全面改组,从研修班走出的优秀学员走上编辑和管理领导岗位,被解读是刘继明"为保证网站不偏航做出的制度安排"。
这一步的意义超越了平台运营本身。它试图建构的是一个独立于主流媒体体系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编辑、管理者和作者从研修班中产生,读者群在圈层中培育。当这种机制开始运转时,"阵地"就不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个具有自我延续能力的组织形式,将一个人的实践转化成了一群人的实践。
三、"若即若离"的命名政治
人境网的困境,部分根源于"人境"这一命名本身携带的张力。有分析指出,人境网"既与官方主流话语共享'红色''革命''劳动人民'等核心符号,又在具体阐释上保持着某种批判性的距离"。
这种"若即若离"不是偶然的策略选择,而是《人境》内在逻辑的延伸。小说中的马垃重建合作社,其合法性来自"社会主义"这一共享符号,但其具体实践方式——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逆势组织集体经济——又构成了对现实秩序的偏移。共享符号提供了言说的入口,批判性阐释则划定了与主流话语的距离。
网站延续了这一逻辑:使用"红色""革命""劳动人民"作为核心语汇,却将其导向一个不同于官方阐释的方向。刘继明在"民左之争"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他批评民族主义左派"抛弃了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使左派"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这意味着,他试图用"真正的马列毛主义"重新定义左翼,与"民左"划清界线。
命名即划界。"人境网"的命名,本身就是在宣示一种不同于大多数左翼平台的定位。后者的"桥梁"角色意味着在主流框架内言说,而"人境"的"阵地"意涵则指向一种独立的文化生产。当这种独立生产能力开始组织化运作时,治理逻辑的启动便不再令人意外。
四、"阵亡叙事":文学符号的再政治化
人境网被关停后,刘继明填词二首,语调相对克制:"莫叹阵地零落,岂惧霜风摧挫,火种不曾残。"而网站主编飞舟、副主编云开——刘继明在写作研修班的学生——回应则颇为激烈,以"阵亡者"为题,意象从"火种"升级为"血与剑"。
这一"阵亡叙事"的建构,完成了"人境"从文学符号到政治符号的最后转化。小说《人境》中马垃的合作社最终被洪水冲垮,但他在失败中保持了尊严,这与刘继明在网站被关停后所写的诗词中"烈士暮年"的形象构成了一种互文。"人境"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填充内容的空间,而成为一个需要被捍卫的象征。支持者用"虽死犹生传火炬""火种不曾残"来描述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在用文学中的悲剧叙事来消化政治上的挫折。
当"人境"从一个描述"人民境遇"的文学概念,变成以"阵亡"来纪念的政治符号时,便完成了刘继明思想轨迹的闭环:文学提供想象,组织提供载体,阵亡提供意义。正如有评论者分析,网站可以被注销,域名可以被回收,但"人境"作为一个已经进入话语流通的符号,其政治和文化生命或许才刚刚开始——正如飞舟在"阵亡"诗中所写:"今日封我辈,明日开天地。"
这句话的文学修辞无法掩盖其政治想象:一个替代性未来终将莅临的预言。这种历史目的论的信心,正是刘继明从左翼文化传统中继承的核心遗产。作为平台,人境网的生命划上了句号,但它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实践,在当代左翼运动中留下了深深的辙痕和无尽的启示。因此,它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一种新的开始。
屠富全:从人境网被关停说起
人境网(存档)
今年毛主席逝世50周年前夜,左翼网站"人境网"被注销域名,关停了。官方未给理由,创始人赋诗一首,淡定又有些无奈。
一、谁在怕谁?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人境网到底是干什么?按它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个"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左翼文化网站,坚持马列毛主义立场。创办于2024年7月1日,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日子。它在青年网民中有一定影响,聚集了一批自称"左派"的写手和读者。
那么问题来了:在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国,一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的网站,为什么会被封?这就好比一家挂着"正宗川菜"招牌的馆子,被市场监管局以"不明原因"查封了。你说是菜太辣了?还是招牌挂错了?还是老板长得像隔壁老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大国的统治阶级,虽然口口声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有一套利己的规矩: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公开宣传,什么只能在小圈子里嘀咕;什么红色是正统的,什么红色是"特色"的。
人境网的问题在于,它试图解释"红色"这个词。而解释权,恰恰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意与人分享的东西。你可以在广场上唱红歌,但你不能问"红歌里的那个'红',到底是谁的血染红的";你可以纪念毛主席,但你不能追问"毛主席当年到底想搞什么"。一旦你开始认真对待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符号,开始用经典文本去对照现实,开始说"咱们翻翻原著,看看马克思到底怎么说的"。如此你动了人家的奶酪,不是经济上的奶酪,而是解释权这块奶酪。
统治阶级并不反对你喊"劳动人民万岁",它是不希望你真的去组织劳动人民;不反对你"传承红色经典",却不希望你把经典翻到某些页码;允许你做一个"无害的左派",在书斋里研究辩证法,在朋友圈里发发牢骚,在年会上唱唱《国际歌》;但一旦你把这个东西搬到公开平台上,面向公众,形成圈层,甚至"培训写手"——那就不是学术兴趣了,那是组织化传播的苗头。组织化是统治阶级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赵高自知鹿马殊途,因而杯弓蛇影。
所以人境网被关停,不是一个网站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防范。
二、一场"若即若离"的死亡游戏
人境网的悲剧在于它共享了统治阶级的符号,却想争夺这些符号的解释权。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冲突。
在符号层面,人境网和大国主流话语高度重叠:都讲"红色",都讲"革命",都讲"劳动人民"。这使得它一度获得了某种"符号合法性"——你看,我也是讲红色的,我也是讲毛主席的,凭什么封我?
但在阐释层面,它和主流话语渐行渐远。它在具体文章中,试图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批判性重构,试图把"红色"从装饰性符号还原为批判性武器,这就触碰了逆鳞。统治阶级的逻辑是:符号是我的,解释权也是我的。你可以使用我的符号,但你不能"重新"定义它们。这就产生了冲突:人境网越是强调自己"正统",越是坚持"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就越显得主流话语"不正统"。这就像一个人站在镜子前,说"镜子里的我不是真正的我"——镜子本身没有错,但照镜子的人不高兴了。
更微妙的是时间节点,9月8日毛主席逝世50周年前夜。这个时间选得,怎么说呢,充满了官僚系统特有的"精准感"。它不是随便哪天封的,它是算好了日子封的。这就像一场精心安排的"献礼"——不是向毛主席献礼,而是向所有想借纪念日搞事情的人,献上一份"大礼包"。意思是明天是敏感日,你们都给我消停点,今天先关一个,杀鸡儆猴。
这种"精准打击"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自信和不自信的奇妙混合:自信的是它知道封一个网站不会引起什么大风浪;不自信的是它连一个网站的存在都要在敏感日前夜提前清除,并且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如"梁上君子"那样只做不说。
再说圈层化传播这个冲突。在算法推荐时代,人境网通过内容聚合,形成了一个带有鲜明立场的"左翼文化圈层"。这个圈层内部认同不断强化,圈层之间共识却在消解。对统治阶级来说,这构成了一个潜在威胁:当人们不再通过主流媒体形成共识,而是通过圈层内部形成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就会受到挑战。于是"治理"机制启动了,不是认为它"违法",而是认为它"不合时宜"。
三、扼杀与局限
因此人境网在毛主席忌日前夜被封禁,实质是大国统治阶级对左派公开宣传的扼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网站违规处理,而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反击。统治阶级用注销域名的方式,告诉所有试图公开宣传左翼思想的人:这个话筒,不是给你用的。
但这件事更值得深思的,是它暴露出的公开宣传和公开培训红色写手的局限性。
第一,平台依附性。人境网的域名、服务器、传播渠道,全部依附于现有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它随时可以被切断。就像一个租房子的人,房东要你搬,你就得搬,连家具都带不走。公开平台上的左翼宣传,本质上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盖得再漂亮,地基一撤,全塌。
第二,合法符号空间的有限性。人境网试图在合法符号空间内运作,使用"红色""革命""劳动人民"等主流话语认可的词汇。但这种策略有一个致命弱点:共享符号不等于共享权力。你可以使用"红色",但你不能定义"红色"。当你试图"重新"定义时,符号的"合法外衣"就会被收回。
第三,公开培训的易识别性。培训红色写手,这个想法本身很有抱负。但在公开平台上进行这种培训,等于在警察局门口练开锁——技术再好,也架不住人家一眼就看穿。公开培训意味着公开招募、公开组织、公开传播,每一个环节都是可监控、可识别、可阻断的。
第四,无法解决领导权问题,这是最根本的局限。仅仅依靠公开写作和传播,无法形成持续、独立、有组织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因为领导权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它需要组织、需要物质基础、需要长期扎根于群众之中。公开平台上的宣传,充其量是一种"话语存在",而不是"权力存在"。
所以在现有治理结构下,左派试图通过公开平台和公开培训进行红色宣传,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圈层影响,可以让一部分青年觉醒,可以在特定话题上制造舆论,但它无法突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结构性限制。
大国封杀一个网站,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它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公开传播,就会像种子一样,落在土壤里,生根发芽。而它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种子发芽之前,把土壤翻一遍。至于那些被翻掉的种子,它们不会消失,它们只是暂时埋得更深了,而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一次次封禁就停止它自己的辩证法。
「支持乌有之乡!」
"无害的左派"与"危险的左派"
文/小小 · 2026年9月13日 · 人境网(存档)
在管控严密的舆论场上,一个网站的消失几乎不会激起任何公共涟漪。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无法忽视:在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一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立场的网站,为什么会被关停?更尖锐的问题是:在当下,左翼究竟应该做"无害的左派",还是"危险的左派"?
一、什么是"无害的左派"?
"无害的左派"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
正如《从人境网被关停说起》一文中所说,你可以唱红歌,但不能问红歌里的"红"到底是谁的血染红的。你可以纪念毛主席,但不能追问毛主席当年到底想搞什么。你可以讲"劳动人民万岁",但不能真的去组织劳动人民。你可以研究辩证法,可以在朋友圈发发牢骚,可以在年会上唱唱《国际歌》——但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搬到公开平台上,面向公众,形成圈层,甚至培训写手。
"无害的左派"是一种被允许的存在。它的无害性体现在:它只使用符号,不争夺解释权;只表达态度,不形成组织;只停留在话语层面,不触及物质基础。否则,即被视为"危险"。其中的边界不是由法律来界定,而是由相关部门把控,有时甚至完全出于某种主观的认定,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焦虑。
以人境网的关停为例,不是因为它违反了某条具体的法律,而是因为它可能在做三件事(即使不是真的做,只是一种可能):
第一,它试图解释"红色"。它不满足于把"红色"当作装饰性符号,而是试图用经典文本去对照现实,把"红色"从装饰性工具还原为批判性武器。这就触碰了逆鳞。治理者的逻辑是:符号是我的,解释权也是我的。你可以使用我的符号,但你不能"重新"定义它们。
第二,它试图形成圈层。在算法推荐时代,人境网通过内容聚合,形成了一个带有鲜明立场的"左翼文化圈层"。这个圈层内部认同不断强化,圈层之间共识却在消解。对治理者来说,这构成了一个潜在威胁:当人们不再通过主流媒体形成共识,而是通过圈层内部形成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就会受到挑战。
第三,它试图培训写手。人境网在两年多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写手。这个想法本身很有抱负,但在公开平台上进行这种培训,等于在警察局门口练开锁——技术再好,也架不住人家一眼就看穿。公开培训意味着公开招募、公开组织、公开传播,每一个环节都是可监控、可识别、可阻断的。
对权力来说,"无害"与"危险"之间的界限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试图做什么。你可以表达态度,但你不能争夺解释权;你可以形成读者群,但你不能形成组织;你可以写文章,但你不能培训写文章的人。
一旦垮越界线,"无害的左派"就成为"危险的左派",就会像人境网那样被清除。
三、为什么"危险的左派"必然被清除?
这背后有一套清晰的政治逻辑。
第一,平台依附性。人境网的域名、服务器、传播渠道,全部依附于现有治理体系。就像一个租房子的人,房东要你搬,你就得搬,连家具都带不走。公开平台上的左翼宣传,本质上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盖得再漂亮,地基一撤,全塌。
第二,合法符号空间的有限性。治理者允许你使用"红色",但不允许你定义"红色"。当你试图"重新"定义时,符号的"合法外衣"就会被收回。人境网越是强调自己"正统",越是坚持"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就越显得主流话语"不正统","不是真的"。
第三,组织化的敏感性。组织化是治理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公开宣传尚且可以在敏感日前夜被提前清除,更何况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行为?人境网被关停的时间节点——9月8日,毛主席逝世50周年前夜——本身就充满了官僚系统特有的"精准感"。这不是随便哪天封的,它是算好了日子封的。意思是明天是敏感日,你们都给我消停点,今天先关一个,杀鸡儆猴。
由此可见,人境网被关并非偶然,而是势所必然。
四、"无害"与"危险"之间,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那么,左翼运动是否可能转向"非法斗争"?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数字监控、实名制、大数据识别高度成熟的条件下,传统的"地下斗争"模式——秘密结社、地下刊物、串联动员——其生存空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狭窄。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持续存在"的问题。一个微信群、一次线下聚会、一笔异常资金流动,都可能成为被识别和阻断的节点而遭到定点清除。
更重要的是,"非法斗争"缺乏社会基础。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左翼思想虽然能在青年网民中形成一定圈层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分散的、碎片化的、非持续性的,没有与任何具有实质性力量的社会群体形成有机联系,没有工会、农会或其他形式的群众组织作为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非法斗争"既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更没有持续的人力补充。
于是,左翼运动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困境:它既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领导权,也无法通过非公开途径建立替代性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存在方式只剩下几种:
其一,书斋里的理论工作。不追求传播,不追求影响,只求保存和深化批判性思考。在公开空间被压缩的条件下,把精力转向经典文本的研读、理论问题的辨析、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些工作看似"无用",但它们是思想传统得以延续的基础。
其二,小圈层的长期浸润。不追求组织化,不追求公开动员,只求在特定群体中维持一种思想传统。这种圈层可能以读书会、学术沙龙、线上讨论组的形式存在,规模不大,但内部认同不断强化。它的意义不在于"影响多少人",而在于"让这种思想不死"。
其三,等待结构性危机。这不是主动"斗争",而是在社会矛盾激化时,看既有的批判资源能否被重新激活。封禁本身也在制造矛盾,也在积累不满,也在为未来的重新激活准备条件。
五、结语
人境网被关停,不是一个网站的问题,而是时代的症候。它提出了诸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害的左派"的被允许存在,是以放弃解释权、放弃组织化、放弃领导权为代价的。它只能使用符号,不能定义符号;只能表达态度,不能形成组织力量;只能停留在话语层面,不能触及现实基础,像目前许多红色网站一样,沦为一种悬置的景观和附庸。
"危险的左派"试图超越这个界限,它面临的就不仅是"合法符号空间被收回"的问题,而且是直接的法律和行政管控。公开宣传尚且可以在敏感日前夜被提前清除,更何况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行为?
所以,问题不是"无害还是危险",而是在合法途径被证明脆弱、非法途径被证明不可行之后,左翼运动如何避免彻底消失?
对左翼来说,答案不在于找到一条"既合法又有效"的捷径,也不在于幻想超越现实阶段的"非法斗争",而在于承认困境、接受局限,然后寻找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时间换空间,做好"思想和人才上的准备"(刘继明《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0)》)。这种存在方式可能是低调的、缓慢的、不引人注目的,但也是唯一能让火种延续下去的方式。
阵地可以失去,平台可以关停,但只要火种还在,就有重新点燃的可能。问题在于:当真正的"结构性危机"爆发时,左翼是否保有足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能力,去迎接未来时态的社会大变革呢?
人境网被封,百岁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发声:人民的嘴巴是捂不住的!
田青青(人境网负责人)· 2026年9月19日
这周三,和武汉的红友一起去看望百岁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同志。老人家虽身体有恙只能在家卧床休息,但看见大家来了很高兴,仍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老人家在人群中看见我,立即伸出右手亲热地握着我的手问:"人境网是不是被关停了?"当获悉人境网已于2026年9月8日被关停,老人家气愤不已,大声说:"人境网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网站,很受广大群众喜欢。人民的嘴巴是捂不住的,某些人这样搞下去是长不了的!"
我向老人家转达了人境网全体同志的问候。古老耳朵听不见,只能写下来给他看,他看完后说:"需要我做什么,随时告诉我,我都支持,我签上我的名字,以示支持!"随后,他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十分感动,想到魏巍老的遗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护理人员见古老很激动,担心影响老人家身体健康,进来提醒我们,说他惦记着大家要来,今天醒的特别早。为了让老人家早点休息,我们提前告辞了。走出房间时,古老又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
古老出生于1926年,上小学时因反抗日本学生投奔新四军,随着部队出生入死,打败了日本人、把老蒋赶到了岛上,还亲手解放了自己的家乡——武汉。新中国建立后,古老全身心投入到湖北的革命建设中。古老说:"我从十几岁开始,我的生活,我的学习,我的志趣,我的一切,都是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最可贵的是,古老在晚年与老革命家、原湖北省省长李尔重同志一起,以笔为旗,以网络为平台,大力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以"丑牛"为笔名写出了《黑砖窑,黑在哪里?》《一张照片 一代历史 两个阶级的大博弈》《"群众路线"漫漫路、群众上访"路漫漫"》《国企最后一公里,到哪?》《"12.26"遐想》等等雄文力作,揭露在企业改制、拆迁等维权中工农群众遭受的严酷迫害。近五十年来,为普通百姓鼓与呼,为真理而战。百岁生日时,这位百岁革命老战士向全国各地来的红友呼吁"革命到底,永不止步",鼓励大家一定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继续"反帝反修"。
人境网被封,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次蓄谋已久的"剿杀",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专政。但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正义的事业不会因为封禁而停止前进,正如古老所说:"人民的嘴巴是捂不住的!"
【编者按】修正主义与法西斯专政:重温毛主席的一个论断
人境网被封,有读者在讨论中引述毛主席的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也有人问,这是否毛主席的原话。我们不妨把出处考订清楚,让这个论断立得更稳。
这句广为流传的话,作为"语录体"的完整措辞,其逐字出处确有存疑之处;但它所表达的思想,句句是毛主席的原意,且有正式文献可查。
其一,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道:"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其二,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中警告:一旦被敌人腐蚀侵袭、拉出去打进来,"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可见,"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这一链条,是毛主席本人反复申说的判断,而非后人的附会。今日重温,尤觉其沉痛而清醒: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围剿,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正是这一论断在当下的印证。
人民的嘴巴是捂不住的。真理不会因为封禁而失效,反会在封禁中愈显其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