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继明的写作，特别是《人境》所呈现出来的努力和抱负受到了关注，在相当程度上也赢得了与他无论在艺术理念或者思想上有认同感的很多同道的支持，这是中国当下文化多样化中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其实不用这么绕，简单说，关于左翼运动也好，关于中国当代或者现代史的这样一种表达也好，在当下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多年来一直受到压抑，但在这种压抑当中，仍然有像继明这样的顽强的表达和生长，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真的可以套用一句俗话，叫不问成败，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为历史留证据。我们五十年之后重新检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没有这种表达和这种声音，那么这段历史就是耻辱。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继明的《人境》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也好，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好，社会主义运动也好，是内在关联的。表达得好与不好，成功与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写出来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本身就了不起。这是我对这部作品总体的看法。

小说拿到的比较早，虽然不是特别细致，但全看完了，里边也有一些笔记，我就笼统的谈一谈。刚才在外面跟云雷交流，云雷提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其实需要两个条件，在文学上。首先，就是写作要有全景处理的能力和愿望，即这个文本一定是全景性的，云雷跟我讨论说，短小的篇幅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是倾向于处理这样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全景式的。这在今天可能是要用加引号的"落后"的文学方法，即便如此，从文本所表达的抱负，所处理的内容看，对于这样的长篇文本的内在要求，必须是全景式的。第二个，一定是全知视角，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去看《子夜》，去看《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无一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在当下，继明这样做，在艺术上是承担了一些代价，或者说是冒了一些风险。我也不能说当下很多作家具有投机倾向，我们把很多作品控制到十八万到二十万字，这样出版社好卖也好操作。但是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就继明在《人境》当中所处理的历史内容和他的文学抱负而言，这个书是写短了，至少要有三部曲，但从当下小说结构和阅读习惯来说，这书又写长了，我觉得你把我们带到了阅读的两难境地里了，我们读一个长篇，超过三十万字大家基本就没耐心了，这是当下长篇阅读的困难。仅从小说的结构、文本结构来说，我也能够体会继明处理当中面对的困难，你的"后记"说得很清楚，这个小说是两起炉灶，有所中断，有所考量。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文本，上下部在结构上也是截然分开的，虽然后面从侧面照映了马垃的线索，但下部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如果让我挑剔的话——只是从小说叙述角度挑剔，我特别看重下部里边何为这个人物。何为下海经商多少年之后，又回到高校，然后一头扎进去，那么执着、那么真诚地"建设新农村"，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一点让我特别感慨，我非常尊敬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小说是全景式的，或者是全知视角，小说无论在语言上，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文学理念上，都应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小说当中个别地方的语言，有些不经意的表达，似乎还可以再考虑下。比如慕容秋受到岳书记性骚扰之后，像一只小鸟飞了出来，对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用小鸟飞来比喻不是很恰当。再比如小说里边说到另外一个人物鹿鹿，说这个小机灵鬼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对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来说，这种带有弹性和软性的形容，不是很好的语言习惯。现实主义写作，尽量不要使用这种色彩的词汇。我先说这么些。总之，我是非常欣赏也非常敬佩，刘继明先生在《人境》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全景式的表达历史、处理复杂历史关系的愿望与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疏延祥

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上部）无疑会成为2016年乃至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文本。它虽然只写了二〇〇〇年秋到农业税取消前后几年的湖北某神皇洲村的历史，但它承接了十七年乃至文革文学、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的全部成果，呈现了农村小说新的面貌，新的人物，对于未来的乡村叙事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一、《人境》和合作化小说

合作化运动五十年代发端，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创业史》《山乡巨变》《金光大道》《春潮急》都对这场运动有全景性的描绘。《创业史》中梁生宝成立互助组，郭振山也成立一个。《金光大道》中，高大泉成立一个，张金发也成立一个互助组。《春潮急》中，李克成立一个互助组，李春山也成立一个互助组。《人境》中马垃成立一个专业合作社，赵广富也成立一个。这些互助组都有先进和落后乃至反动的斗争，梁生宝和郭振山斗，高大泉和张金发斗，李克和李春山斗，同样，马垃也和赵广富斗，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前者胜利。马垃的专业合作社种稻，赵广富的合作社种棉，他们连过节时也较劲，一个成立舞龙灯队，一个赶紧成立舞狮队。马垃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良种水稻，不用化肥农药，赵广富的专业合作社种的是抗虫棉，但他对国际市场的抗虫棉风险信息没有把握，结果他的合作社到小说结束时，已名存实亡，而马垃的有机大米则前景看好，参加他的合作社的人愈来愈多。这种比攀和结局也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合作化问题小说的描写模式。

马垃和梁生宝、高大泉、李克在精神上也有继承关系，梁生宝、高大泉等的互助组成员主要是贫雇农的结合，马垃也是如此。起初他的同心社（这个名字也有五十年代的气息）只有五六户，以贫穷和劳动力弱的家庭组成。谷雨先是躲计划生育并被罚款，打工也没有挣到钱。回到老家，正愁着没法过日子，和马垃一谈，一拍即合，在一起干。胡嫂丈夫在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工，摔死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家种地。曹广进是个患慢性鼻炎的五十多岁老头，儿媳都在城里打工，他带着老伴在家种地。后来加入同心社的小拐子父亲死了，母亲跟人跑了，他成了孤儿，开麻片生活，因为赌博，不仅输掉了麻片，连命都差点搭上，要不是马垃遇见，他可能死掉。这些老弱病残在马垃的带领下，居然翻身成了气候。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心底善良，懂技术，懂经营的好带头人，这和《创业史》那些小说一样，同样，马垃也获得领导的支持，只不过支持他的支部书记郭东生和市长丁作鹏少了那种党的化身的光环，而是变成和马垃有亲密关系的伙伴、同学，郭东生和丁作鹏不是那种执行领袖路线的忠诚干部，而是有着个人利益追求的干部。在《春潮急》中，李克把复员费用来为互助组买回了耕牛，在《人境》中，同心社社长马垃把自己的积蓄购稻种以及合作社各种设施的启动资金，同心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稻种，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人境》中的谷雨和赵满月的关系也令人想起《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改霞的关系。

二、《人境》和文革文学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人境》和《金光大道》《春潮急》的继承关系，这里着重谈一下《人境》和文革知青宣传以及知青文学的关系。那时的知青分为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不管是哪一种，主流宣传都是农村光荣。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朝晖》，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其中冯泽纯《新的一代》写的是生产老队长和女儿李玉红的故事。李玉红就是回乡知青，她先是当生产队长的爸爸的助手、生产队妇女组长，嫁到红旗公社大干生产队后，又当选为生产队长，领着一百多号人。父亲为女儿那儿的生产有点担心，前去察看，没想女儿干得很好。《人境》中，马垃的哥哥马坷和李玉红一样，也是回乡知青，他向贫协主席郭大碗伯伯学习，成立青年突击队，起早贪黑挑塘泥，抢收稻子，晚上挑亮油灯学《毛选》，重读《实践论》和《组织起来》，学习金训华事迹，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来鼓励自己，读《艳阳天》，要向萧长春学习，和知青慕容秋有朦胧的感情。马坷如果不是抢救队屋里的良种而牺牲，他会和知青慕容秋组成革命家庭，慕容秋会成为扎根农村的好榜样，就如文革时当红的邢燕子一样。小说中马坷的日记和雷锋日记相比，没什么差别。马坷一直是弟弟马垃的偶像，就是他死去几十年，这种偶像地位都没有动摇，由此可见《人境》和文革文学的继承性。《金光大道》中有周老伯，《春潮急》中有松林老汉，他们分别是高大泉和李克的智囊。《人境》中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大碗，他一出场就年到古稀，马垃遇到困难，每每是他化解，或者是出点子。马垃和谷雨的关系也类似《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和朱铁汉的关系。

三、《人境》的贡献

尽管这样，我们不能说马垃是梁生宝、高大泉、李克在新世纪的复活，他的形象比这些人物要复杂得多。他的成长过程既有贫下中农哥哥，贫下中农大伯的精神指引，也有上大学时《北方的河》那个游黄河的主人公精神，小说中用了不少笔墨写马垃看到哥哥和慕容秋他们游长江，还写马垃长大后历经磨难，返回故乡创业，他时常在江中搏击，以锻炼身体，获得力量。请看这一段：

……只见宽阔的江面上，有个人正朝着江中心游过去。水流得很急，加之刚驶过一艘货轮，波涛起伏，一浪高过一浪，那个人在波涛浪谷之间忽隐忽现，仿佛随时都会被吞没似的。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晖把江面映照得一片火红，那个人仿佛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划开一道道激流，顽强地朝江中心的沙洲移动，越来越近。

读这段文字，很容易想起《北方的河》中的一些段落。

而马垃的另一个指路人是逯老师，逯老师完成了马垃更重要的人生转变，逯老师使马垃从满脑子革命英雄主义的红小兵变成了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使他看到了商品经济的力量以及资本的形成过程，甚至使他相信在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也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他跟着逯老师办公司，跑销售和批文，这些经验对他后来办同心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境》中，马垃办同心社和梁生宝、高大泉他们办互助组在精神上是相同的，但每一个读者都知道，这是不同时代的读本，马垃不是梁生宝和高大泉在新世纪的简单复活。其实梁生宝、高大泉、李克他们胸怀的理想都是中西早已存在的乌托邦精神，歌颂乌托邦精神没有错，但是要看到乌托邦在现实中是必然要失败的，必然会步步碰壁。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把从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这种乌托邦不仅当成中国农民的正确道路，而且回避它们实施过程中的不切实际以及产生于人民群众中的阻力。《人境》就没有回避这种乌托邦实验的破产。同心社最终成了资本扩张的牺牲品，当楚风集团要把污染严重的化肥厂搬到神皇洲时，不仅同心农业社和赵广富的农业社将不复存在，连神皇洲人的家园也不复存在。马垃想联合赵广富，抗洪抢险，保住农业社，但一切都是徒劳。他在神皇洲的小楼上有风车，曾几何时，给人神秘感，给人希望，而到小说结束时，我们知道不过是堂吉诃德的风车，马垃是堂吉诃德似的人物。但是，人是要有理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需要乌托邦的冲动，需要堂吉诃德似的人物。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五十年代中国人搞合作化的热情，只是这种热情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反映合作化问题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从热情出发，不顾及现实，把合作化的阻力归之于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的破坏，这就相当幼稚了。《人境》写了新世纪的乌托邦，客观地写了它的破产，而且不归之于阶级敌人，甚至让和马垃对立的赵广富在保卫家园时不计前嫌，共同联手。凡此种种，就使《人境》既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联系，又超脱出来，成了一个有价值的新文本。

刘继明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多年前他写了一部中篇《启蒙》，主要人物是藜伯安，此人在八十年代是启蒙者，知识界的偶像，可是到了新世纪，藜伯安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把椿树岛的人逼出了自己的家园，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曾几何时，椿树岛人在他沦为右派时，不仅接纳了他，还使他在灾难中幸存，椿树岛的姑娘江中莲不仅治好了他的病，还嫁给他。可是，当他显赫时，不仅抛弃了莲子，还把所有椿树岛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了他的开发地，椿树岛人看成生命的椿树也遭到砍伐，不复存在。启蒙者蜕化了，这是刘继明写藜伯安的用意，小说的力度是明显的。现在，他又奉献给我们一部《人境》，使我们对十七年和文革反映合作化问题的小说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而神皇洲人在资本的扩张下，连家园都不复存在，而马垃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一度事业兴旺，到头来他的类似梁生宝等的农村实验终告破产，这些都给人深层次的思考。

小说的题目《人境》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继明干脆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作为题记放在小说的开头，书中主要人物马垃的确有陶渊明的理想，他希望把神皇洲变成桃花源，他也像陶渊明那样，一边在神皇洲耕作，一边写作。可是就像陶渊明的理想终不能实现，马垃也是如此。一场豪雨加上楚风集团出手，他的家园就将有灭顶之灾。

项静

原载《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在刘继明的写作和思想谱系中，《人境》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这让我想起路遥在《人生》之后想写一部"规模最大的书"，路遥选择了1975年到1985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刘继明的《人境》则选取了更漫长的当代历史，从建国到现在，上部写马垃出狱后回到神皇洲重新创业，下部写慕容秋的高校和知识界的生活。中间穿插的重要场景是农村（空心化和同心合作社的出现）和工厂（楚风集团污染事件和长江机电厂改制）的变迁，同代人的思想差异变化，老一辈的坚守和无奈，新一代们的成长和伤痛。小说全景式地扫描乡村与城市，作为个体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资本新贵、官员都被集中到这个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屏风上来，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出身、经历、认识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选择。

以文学的方式讨论和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近重读了《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一个最大的疑惑是，我们可以用文学的方式为农村合作化背书，又能以文学的方式为单干分田到户而讲述故事，同一种文学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思路之下几乎都可以自我完满，文学自身合法性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重读此类文学作品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如何以独特的艺术真诚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人境》的一个主导思路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重建农村的主体性，这是小说主角马垃人生重挫之后的选择，是学者何为的思想资源，也是慕容秋回国之后的思考。中国农村摆脱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路径，从逻辑上可以讲通，实践上也有案例可依，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又避开空洞化的陷阱是重大的挑战。如何在史诗的规模中，不疏漏生活的质感，不遮蔽人们实际生活中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在知识、思想、信仰的指引下而不乏对自我"正确"的质疑，是这部小说先天带有的伴生品。

小说以马垃串联起两个时代，两种选择（走向城市和回归乡村），两个偶像（公社化时期的英雄马坷和1980年代的强人逯永嘉）。在经历牢狱之灾后，马垃回到神皇洲，回到第一个偶像马坷未竟的乡村建设事业中去，重新回到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建设美丽家园的理想中去。回到神皇洲是回到土地的激情，回到一种社会久远的被历史和叙事淘汰的道德和理想，重新回到合作社，萃取新的活力和精气，在马垃的世界，乡村不是整个社会的赘疣，而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生长点。时间跨越十七年的农村合作社和公社化，十年"文革"，19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0年代以来的打工潮，乡村人口和资源的流失，小说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相比，的确加载了太多在时间流失中增加的东西，使得这个作品无法单纯，当然这也是时代所赋予它的特权，它已经无法回到《创业史》的单纯年代。

刘继明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重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史与思结合的作品。史的部分自不待言，跨越的时间和史实历历在目；而"思"的部分，我们几乎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建国以来所有文学讨论过的主题，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知青与乡村、青春回忆、阅读记忆、乡土中国的思考、国有企业改制、底层、社会正义与公平、土地改革、新型合作社、知识分子的责任、老干部与二代、资本运作与政府职能等等当代中国的问题，靠着马垃这个极其具有文人情怀的人物和故事的演进缀联起来。不是每一个人物都能起到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情怀抒写，有时是必要的交代，有时是人物出场的需要。回望当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飞逝，在波谲云诡的当代历史上，这些话题也像水灾中的小舟一样东摇西晃。

《人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一种深沉得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怀：在乡村凋敝的主流叙事中，作家用这种情怀去重建一个"合作社"，去匡扶资本和政治的正义，建立乡村的主体性，用小说中农民谷雨的话说就是，"马老师操心的不止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个中国"。小说中的语调和词汇，甚至是那些可以便当地引发联想的社会构想、人物道德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对于今天精致的萎靡气息来说，不也是一种乌托邦吗？这部小说中理想主义的人物、正面人物特别多，他们都是慕容秋怀念的知青时代的恋人马坷的精神后裔，"公而忘私，富于理想"。

小说里面的人物都被一种耽美和理想主义的气息所鼓荡着，让人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梦幻，所有的故事和情节可能都是真实的，也可以在时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中得到验证。但里面的人物往往让人走神，他们轻易地跨越的生活路径（比如马垃读书和创业），可能是《平凡的世界》中人物终身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些先天智商情商齐伟的精英们，总能战胜失败和挫折，他们的理想主义气息仿佛不是从他们钟爱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某种天赐和命运。小说的精神气质既接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接纳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精髓。逯永嘉、马垃、慕容秋、何为、鹿鹿和旷西北甚至那些拥趸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是社会精英、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思想资源、精神气质、人格类型等各有不同，逯永嘉幻想的"理想国"，人人平等的，不分主义，不受限制，何为要去重建乡土中国，慕容秋要回到乡村，马垃更是身体力行，鹿鹿旷西北保护环境，对抗资本。这是一曲乡土中国的赞歌，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大狂欢。在理想主义者们周围，诸如丁友鹏这样人物的出现，可能就是一种单纯的人物关系的设定和对照，而不是他个人性格发展的必然，丁友鹏拥有一个如此有坚守有原则的父亲和信奉自由主义的老师，他却是如此的自私自利，这个人格的发展来得突兀和任性，可能是具有灼热情感的小说所带来的副产品，人性很容易只有两端，但既然结庐在人境，就必然是一个中庸者们占大多数的世界。而且往往是平凡的世界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理想是如何可能，又如何不可能。

阿兰·芬基尔克劳把文学放置在与上帝、历史相抗衡的位置上："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如何想象着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并且说服自己相信他会积极作为，他却任由我们自生自灭。若要令这一祈求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所要做的既不是直接诉诸上帝，也不是诉之于历史这一神正论的现代化身，而是诉之于文学。"但大概只有文学能完成对活泼生动的生命轨迹的扎实安顿，并且深切地约束安抚我们内心深处蓬勃而出的精神呓语。《人境》把历史大势的思考放在前面，把对一个世界的重建作为愿景，而且是以一种"回撤"的方式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人境》看作是刘继明奉献给碎片化已久的当代中国文学一份令人惊喜的厚礼。

（原载《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滠水农夫 · 2018-12-14 · 来源：激流1921

《人境》是一部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社会史，也是一部中国当代精神的成长史，由于其史诗般的品格，作品内化了大量象征手法，给我们寓言般的感悟。

《人境》是刘继明积二十年时间完成的作品，对于这样一部规模宏大，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长篇小说，正如作家毫不隐晦的承认，读者同样也能体会到其“野心”，那就是要表达的当代中国的主题。确实，这部作品凝结了作家数十年社会经验、理性思考和艺术创造的晶华，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达到完美契合，体现了我们时代文学成就的应有高度。

正如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身为作家的刘继明同时是一位思想者，他不象一般的作家那样，仅仅把思想的触角向内延伸，而是在向内延伸的基础上，更多地把思想的叶枝向外伸向广阔的天空，从而让我们欣赏到一株风景绚烂的文学理想之树。

一定意义上讲，《人境》是一部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社会史，也是一部中国当代精神的成长史，由于其史诗般的品格，作品内化了大量象征手法，给我们寓言般的感悟。

“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作为一种政治表述已为我们熟知，然而《人境》以文学的方式，对前后三十的关系进行了某种厘清和解析。作品通过神皇洲这一载体，通过马珂、大碗伯、逯永嘉、丁友鹏、谷雨、陈光、辜朝阳等一系列人物，并通过马垃、慕容秋两个核心纽带，将前后三十年的广阔中国社会图景进行勾勒和描画。马珂作为前三十年的象征，代表了革命和理想主义，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马珂牺牲了，几乎与毛主席逝世同时，前三十年也就此中断。作为烈士的名号虽在，但在主流的意义显然只是一种遗存，而对马垃、慕容秋等时代反思者来说，则成为了接续未来的纽带。逯永嘉作为后三十年开启初期的象征，代表了欲望和自由主义，他的健硕体格、充沛精力、勃发野心，表现了当年启蒙主义者的面貌，虽不失理想主义豪情，但最终却因艾滋病而亡，可见以自由主义始，以纵欲主义终的启蒙主义的命运走向。这两个人物或者说两种思想先后影响形塑了马垃，也成为了作品主人公思想成长史的一条红线，正如小说中写到的，马垃把二者的骨灰都埋葬在神皇洲，“他们嗓子都哑了好像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吵，而且会这样没完没了地辩论下去”，正是体现了前后三十年真实关系。如果说逯永嘉只是初期资本化的代表，那么辜朝阳则是经过了三十多年发展，资本发展到当代的形态，红二代与跨国集团买办合为一体，本身就包含复杂的含义，而辜朝阳所代表的跨国公司，先是击败和占领了神皇洲所代表的农村，后来又收购和吞噬了长江电机厂所代表的城市国企，通过革命确立主体地位的农民、工人这两个最大群体不幸成为了红二代所代表的国际资本剥夺的牺牲品，这确实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如果说作品中对于前三十年采取追忆、日记的方式主要是粗线条的虚写，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当代社会生活则是近乎白描般生动形象的实写。在这部分，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被赋予了典型意义，如乡村人物，代表农村基层干部的郭冬生，代表普通农民的谷雨，代表农村留守儿童的小拐儿，代表中坚农民的赵广富等。如城市人物，代表地方官僚的丁友鹏、代表小买办老板的李海军，代表国企老板的潘小苹，代表下岗工人的陈光，代表老干部的慕容云天、代表红二代资本买办的辜朝阳等。如知识界人物，代表主流学术权威的庄定贤、代表另类学者的何为，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旷西北等。小说通过马垃和慕容秋这两条红线，几将中国社会各色人等囊括在其构造的艺术世界里。在这琳琅满目的人物群像里，根据情节和重要性人物刻画有详有略，但不泛深刻性和典型性，成为描绘当代中国的生动画廊。

同样，小说在制造矛盾冲突，推进情节发展、对事件选择和叙述方面具有独到匠心，体现了作品可贵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了作家高超的驾驭能力。如通过鲲鹏公司的兴衰，展现了改开初期社会剧变的真实面貌和当时一些暴发户的命运。如楚风集团污染引发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展现了资本的唯利是图、地方政府的纵容包庇、民众的激愤反抗。如长江电机厂的改制风潮，展现了跨国资本的霸权渗透，地方当局唯资本是从，工人的窘迫抗议，老干部徒劳悲叹。如马垃成立同心合作社的成败，展现了大多数农民对于组织起来的渴望，农村贫富分化和衰败的现实，政府的实用主义和骑墙偏袒，资本的疯狂虐肆。最后合作社解散的结局，喻示着以小农为基础的农民协作组织在政商联盟进攻下无奈然溃败的现实。同样，对《何家庄变迁》一书的争议，展现了知识界不可避免的分裂，旧的保守权威正在遭受的挑战，新的创造性思想已经破茧而出。

作家从农村起笔，进而扩展到城市，最后又以走向农村结局，构成了一个封闭内环，实现了两位主人公马垃与慕容秋的殊途同归，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升华。小说把主要笔墨放在神皇洲所代表的农村，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所在，希望所在，中国的精神和动力所在。通过作品的展示，告诉我们的是，只有这一系列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才能构成我们时代精神的基石，也是我们时代思想擅变和簇新的渊源。当然，对于文学本身来说，无疑也是同一道理。正如经典名言：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社会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达到完美统一。

我们说，作品的可贵之处，不仅是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揭示了社会真相和现实困境，而且作品所具有的思辨性，赋予了洞悉现实，瞻望未来的能力。我们能看到，理想主义的思想火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困顿后，正被一代一代人们传承下来，从马珂、大碗伯、丁长水、慕容云天到马垃、慕容秋，再到唐草儿、旷西北、鹿鹿，历史似乎在轮回中重生。尤其是唐草儿的洗心革面，鹿鹿对父亲辜朝阳的背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显现了鲜明乐观的亮色，当然也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一批知识分群像，既有代表主流既得利益者、虚张声势的理论权威，又有脚踏实地、敢于坚持真理的异端学者;既有象马垃这样成长于乡土社会的农村知识分子，又有象慕容秋这样在学术界长期浸润而不失本色的知识分子，还有象旷西北这样敢想敢当、不畏艰险的青年知识分子。无疑，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承担传播社会思想的责任，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随着社会的日益分裂，知识分子思想和立场的分裂也是必然，每个时代必然有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勇敢地站在时代前沿，发出时代的先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从《人境》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脊梁，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尽管在实用主义、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横流的世界，也遮蔽不了他们的光芒。

作品通过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历经前后三十后的历史风云，在反思中行进，在行进中反思，所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许就在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同时它给予我们的时代感和开放性感受，确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2018-12-13

李松睿 · 2024-09-02 · 来源：保马公众号

通过对比《人境》与《创业史》，李松睿老师指出，尽管《人境》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左翼立场，但它的深刻之处在于面向变动的现实生活，使多种思想并置，辩难，交锋，为思想提供成长的空间与可能。这种辩难与交锋既体现在作品内容上，也体现在文体形式中。

保马公众号按：保马今日推送李松睿老师的文章《 思想出场的空间与可能 ——读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人境》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在当代文学热衷于探索人性之幽微，形式之创新时，《人境》却继承了20世纪文学思考社会问题，探索人生出路的传统。它面向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历史，探索农村在经济全球化格局冲击下的出路，这挑战着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对文学狭窄的理解。通过对比《人境》与《创业史》，李松睿老师指出，尽管《人境》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左翼立场，但它的深刻之处在于面向变动的现实生活，使多种思想并置，辩难，交锋，为思想提供成长的空间与可能。这种辩难与交锋既体现在作品内容上，也体现在文体形式中。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感谢李松睿老师惠赐此文!保马曾多次推送《人境》的相关评论文章，在此附上往期文章链接，欢迎查阅。

思想出场的空间与可能

——读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

李松睿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方面，诸多文学史著作总是倾向于使用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存在主义这类源于哲学研究的术语，来指认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暗示着文学是思想与理论表达的另类形式。然而另一方面，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容纳思想的种种努力，却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美国哲学家博厄斯(George Boas)就曾表示：“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1而韦勒克和沃伦甚至认为，“如果我们对许多以哲理著称的诗歌做点分析，就常常会发现，其内容不外是讲人的道德或者是命运无常之类的老生常谈。”2显然，这些研究者认为作家在文学中试图传达的思想无足轻重，无法成为评价作品艺术水准高低的尺度，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尽管如此，很多作家还是无法忍受思想的诱惑，不由自主地尝试在作品中向读者进行“说教”，宣讲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不愿顺从大多数读者的意志，集中精力描写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爱情，而是经常在小说叙事中“现身”，借列文之口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种种思考，倾倒出一系列关于伦理道德、农村土地改革、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宗教等具体问题的意见，介入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知识界的思想论争中。以至于对托尔斯泰推崇备至的纳博科夫会无法忍受列文那长篇累牍的说教，幻想着“踢开他(指托尔斯泰——引者注)穿着拖鞋的脚下那张荣显的演讲台，然后把他锁在一个荒岛上的石屋里，给他大桶大桶的墨水和一堆一堆的纸——让他远离伦理与说教的东西，这些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令他无法专心观察安娜白皙的脖颈根上盘曲的黑发”3。

而对于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思考生活的意义、畅谈对社会的理解则多少显得有些“落伍”。当中国作家厌倦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以文学为社会发展史的宏大叙事做注脚的写作方式之后，真正值得关注的就只剩下了“白皙的脖颈根上盘曲的黑发”。于是，作家们纷纷将笔触伸向人性的幽微曲折之处，醉心于文学形式上的种种创新，再也不愿意承担思考社会和人生的责任，而文学也因此丧失了使思想得以生长的空间与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继明出版于2016年的长篇新作《人境》就显得颇为特殊。有趣的是，这部作品也多次提到《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马垃更是对那个令纳博科夫深恶痛绝的列文情有独钟。正如小说所描写的，“列文那种拙朴的实践家的性格，他对莫斯科贵族生活的厌倦，他在农场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以及他躺在干草堆上思考的那些关于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之类迂阔、玄奥的思考，都对马垃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吸引力。他深深喜欢上了这个托尔斯泰描写的有点儿古里古怪不合群的人物。”4如果说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这个人物表达自己对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面临的困境的思考，那么刘继明在作品中反复提及列文并表达对他的喜爱，则表现出一种将思考社会问题、探索人生道路的传统重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努力。于是，长篇小说《人境》也就成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帮助我们考察当文学试图涵容思想时，会给作品带来哪些新的特质。

01

长篇小说《人境》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部，分别以马垃和慕容秋为中心人物讲述故事。在上部中，马垃自幼生活在湖北农村神皇洲，这位很小就失去双亲的主人公似乎永远都在寻找能够指引人生道路的精神导师。他先是将自己的兄长马坷视为精神之父，为后者在“文革”期间无私忘我地建设人民公社的精神所感动。然而马坷在1976年因为在一次火灾中抢救公社的种子而不幸罹难，使得马垃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和依靠。不过很快，他就在当地师范学校遇到了逯永嘉老师。这个放荡不羁而又充满智慧的男人成为马垃新的精神导师，他甚至愿辞去公职，追随逯老师下海经商。然而正当他们合伙经营的鲲鹏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先是逯永嘉突患难言之病去世，后是鲲鹏公司因涉嫌特大走私案陷入困局，马垃也锒铛入狱。服刑8年后，马垃于新世纪之初回到故乡神皇洲“隐居”，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今后的人生道路。他发现村民纷纷到南方打工，农村日渐凋敝，决定组建同心合作社，带领剩下的村民共同创业。遗憾的是，尽管马垃非常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却无法抵御跨国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对农村土地的觊觎，他领导的同心农业合作社岌岌可危。

在小说下部，叙事的核心人物换成了W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慕容秋。她在“文革”期间曾在神皇洲“插队”，和马垃一样为马坷忘我的精神所感动，并深爱上了那个年轻的生产队长。伴随马坷牺牲、“文革”终结，慕容秋也离开了神皇洲，并逐渐淡忘了当年信奉的建设人民公社的理想，不敢跳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了“一个随波逐流者”(434页)，在象牙塔中钻研与实际生活没有太大关联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不过，当年与马坷的相识、相恋似乎让她无法彻底忘却曾经的青春与理想，因而无法完全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慕容秋遇到实地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何为，并见证了后者在主流学术界受到的排挤，突然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研究的局限性，开始自我反思。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慕容秋决定离开“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带研究生去沿河，去神皇洲，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488页)。

构成上下两部之间联系的，是一本来自“火热年代”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当年，慕容秋来“插队”时带了一批文艺书籍，使那个偏僻乡村成了当地知识传播的中心。由于对慕容秋很有好感，马坷常托弟弟马垃找慕容秋借书。一借一还之间，马坷与慕容秋越走越近，成了一对恋人。然而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和“知青返城”，使得马垃没能把一本翻得破旧的《青春之歌》还给主人。出狱后，马垃回到神皇洲，偶然间找到那本旧书，重启了关于哥哥马坷的回忆。甚至可以说，马垃最终选择建立同心合作社，与村民一起走集体道路，重建乡村共同体，都和《青春之歌》所开启的那些关于牺牲、奉献、青春、集体与革命的记忆息息相关。而当马垃到武汉把书还给慕容秋后，那本隔年的旧物同样给后者极大刺激，促使她重回神皇洲寻找马坷的墓碑，并感慨“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那段时光已经永远跟随马坷，留在了这片土地上”(473页)。而与马垃的再次相遇，也使慕容秋发现当年那个少年“看问题是那么透彻，以至超过了许多专门研究‘三农’的学者”，而且他“关心的远不止是‘三农’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见”，让她“不由得想起俄罗斯十九世纪后期那批‘民粹派’知识分子”(488页)。

从刘继明对小说《人境》的结构设计看，这显然是一部关于认识与记忆的作品。所谓认识，是指无论是马垃还是慕容秋，都始终在努力认识异常复杂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农村。特别是马垃，他先是在“文革”期间服膺于集体主义精神，而后又在“新时期”下海经商，似乎正用自身的命运起伏，印证着上世纪50到70年代对平等理念的强调和“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间的变化。出狱后，马垃更是带着这两方面的经验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种种困境，并思考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同样，慕容秋选择走出象牙塔，到农村做真正的研究，也正为了摆脱空疏的理论，去切实认识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最终促使马垃和慕容秋做出这种选择的，是那本破旧的《青春之歌》所携带的关于马坷、关于集体主义等来自逝去年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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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刘继明的结构安排，就可看出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作家试图在一个较为宽阔的历史纵深中，从农民和知识分子两个维度出发，呈现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思考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并探索中国农民在经济全球化格局冲击下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由于这一追求思想性的努力，使得马垃和慕容秋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学深思，不是在勤奋地阅读，就是持续地进行思考，这也使小说中充满了种种关于农业生产技术、土地制度改革、国家食品与粮食安全等问题的讨论。对于那些热衷于关注“白皙的脖颈根上盘曲的黑发”的读者来说，这些内容显然属于枯燥乏味的“说教”，根本不应该成为文学的书写对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思想性内容的加入，其实正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挑战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对文学过于狭窄的理解。

事实上，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在作品中思考社会问题、探索人生道路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茅盾的《子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及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一传统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茅盾明确表示《子夜》“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5。赵树理则坦言：“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6而柳青在阐述《创业史》的意义时也指出，他的写作“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7。显然，思考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难题，探索中国人应该选择怎样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促使这些作家进行写作的根本动力。而《子夜》《小二黑结婚》《创业史》这样的小说，也正是因为与中国20世纪的历史命运相呼应，才成其为文学经典。

《人境》无疑处在上述传统的延长线上。为了向读者暗示自己的作品与这一传统的继承关系，作家甚至在人物设置、情节结构等方面模仿上述作品，特别是柳青的《创业史》。例如，《人境》中马垃在神皇洲与“种粮大户”赵广富各自组建合作社进行生产比赛，就让读者联想起梁生宝领导的灯塔社与郭振山互助组在蛤蟆滩的明争暗斗。而马垃远赴长沙购买最新培育的高产杂交稻种“南优2611”，更是直接对应着梁生宝到郭县买稻种的著名情节。虽然这种写法多少让读者产生似曾相识之感，乃至产生陈旧、缺乏原创性等质疑，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今天重新激活20世纪中国文学思考社会问题、探索人生道路的传统的艺术努力。

细究起来，与《创业史》相比，《人境》所面对的中国社会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使得它在思考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柳青笔下，农业合作化道路是无可置疑的“真理”。正像作家指出的，“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8。因此，柳青在写作之初就已经保证了梁生宝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最终都能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合作化运动的胜利。无论是富农姚士杰暗中破坏贫农之间的团结，还是老党员郭振山阳奉阴违谋求单干致富，抑或是中农梁大老汉对灯塔社的种种猜忌，都不足以对梁生宝及其合作化事业构成真正的威胁。即使梁生宝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也总能在支部书记卢明昌或县委副书记杨国华那里获得指导和帮助。这就使得《创业史》的叙事语调充满自信、乐观、向上的精神，却缺乏不同思想之间真正的交锋与对立。

《人境》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马垃还是慕容秋，他们在异常复杂的中国社会和不同的人生道路面前，都感到深深的苦恼与困惑。面对青壮年劳动力丧失殆尽的农村，马垃根本无力实现重建乡村共同体的“乌托邦”，只能在跨国资本与权力的联手绞杀下节节败退。而对慕容秋来说，虽然她在学界不可谓不成功，有着同行专家的尊重和认可、前辈学者的提携以及W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行政职位，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让她能充满自信地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发言。而且当慕容秋看到掌握学术权力的前辈排挤、倾轧敢于正视中国农村严重问题的学者时，更是感到极为困惑，并对自己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怀疑。此外，小说叙事中涉及的诸如农村劳力大量流失、跨国种子公司的扩张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巨大隐患、转基因农作物对中国人健康的潜在威胁、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以及农村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更是远没有找到解决途径。所有这些，都使得这部小说无法像《子夜》或《创业史》那样，给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问题提供清晰明确、不容置疑的答案，而只能罗列出一系列困扰中国社会的难题供读者思考。于是，《人境》的叙事语调也就少了几分自信与乐观，多了几分犹疑与焦虑。

03

因此，柳青的《创业史》与刘继明的《人境》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作品，借助席勒的《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和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的相关论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区别。在席勒看来，文学的本质就是自然，要么是描绘自然，要么是表达对自然的渴望。在古希腊，生活环境相对狭小，尚未与自然脱离，使得文学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去描绘自然，因而是质朴的文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生活环境逐渐扩大，理性渐渐统治了整个社会，使得人类与自然永远地分开。作家在写作中只能理性地反思自身，表达对自然的渴望，再也无法描绘自然，文学也就相应地成了多情的文学。9席勒这一理解文学的方式，后来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得到了继承，只是“自然”这个核心概念被替换成了“总体性”。在卢卡奇看来，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相对狭小，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地理解自己的世界，自由而熟悉地生活在里面，不会感到与其发生冲突。于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生活的总体性能够被古希腊人所把握并加以描绘，其中最典型的文体就是史诗。而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活世界大幅度的拓展，使得人类再也无法完全理解身处的环境，而世界也向人类展示出自己陌生、神秘、恐怖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总体性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作家只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活本身。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小说就是现代生活的史诗，虽然它不能把握生活的总体性，但却在表达作家对于总体性的渴望。10

参考席勒和卢卡奇的论述，由于柳青能够充分理解其蛤蟆滩的世界，而刘继明却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感到困惑，使得《创业史》的风格特质更接近所谓质朴的文学或史诗，《人境》则更类似于多情的文学或小说。而后者表现出的犹疑、焦虑的气质，也让这部作品为思想在文学中真正出场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在柳青写作《创业史》的年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共产党人的威望，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肯定。坚定信奉共产主义理念的柳青从来不必在作品中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辩护，也就不需要展开不同立场、观点的辩论与交锋。于是在《创业史》中，所呈现的生活内容与作家所秉持的思想理念密切配合，很少龃龉。人物命运的起伏、情节发展的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乃至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高度吻合。蛤蟆滩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存在着矛盾、动摇、冲突甚至逆流，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构成对柳青的思想挑战。姚士杰、郭振山、白占魁、梁大老汉等反面人物的行为方式全部符合富农、兵痞二流子以及富裕中农等阶级身份，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团结、改造也就有了相应的方法和套路。虽然由于“文革”的干扰，柳青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创业史》第二部永远地停止在郭振山领导的互助组与梁生宝的灯塔社准备展开生产竞赛的时刻，但读者其实永远不会为梁生宝的命运感到担心。小说乐观、自信的叙事语调足以让读者相信梁生宝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合作化道路必然取得成功。这种作家笔下的生活世界与其秉持的思想观念高度整一的状态，即使前者未能溢出后者的理论预设，也让后者无法在生活全部的复杂性面前得到砥砺并获得新的发展，这就使得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难以获得生长的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席勒还是卢卡奇，当他们将文学分为质朴的文学与多情的文学、史诗与小说时，并不是在判断二者艺术水准的高低，而只是在讨论人与其身处的世界的关系如何决定了文学的特质。虽然在多情的文学和小说中，人类因脱离了自然或不再能理解身处的世界，使得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得以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类作品的艺术价值要高于质朴的文学或史诗。质朴的文学中同样可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创业史》，并不是要“指责”它只是图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不是要“批评”柳青缺乏产生新思想的能力，而是指出在那个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高度整一的年代，根本没有独立发展新思想的现实需要。

而小说《人境》所面对的中国社会，要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得多。神皇洲早就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而是一片萧索凋敝。村子里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只有老弱病残才滞留在农村，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而伴随着长期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得50到70年代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农村公共设施得不到维护，再也无法发挥功效。中共基层组织在农村涣散，更使得农民成了一盘散沙，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正像《人境》所描写的，郭东生原本在武汉打工，因为是党员，被镇领导硬拉回来担任神皇洲村支部书记。可是郭东生回乡后并不在神皇洲居住，也不参与农业生产，只是在有任务派下来时才回村里催缴税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农产品生产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一环，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剧烈影响。此外，转基因农作物、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各环节深深扭结在一起。而思想界的情况，在《人境》中也和农村的问题一样复杂焦灼。主流知识界掌握学术资源与学术权力，却热衷于玩弄种种源于西方的舶来理论，无法真正站在中国立场上阐述中国问题。然而当有些学者立足于实地调研，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现实时，却引发主流知识界的攻击。这些困扰中国农村和知识界的问题，被刘继明一股脑地纳入思考范围，使得《人境》所涉及的中国现实显得异常芜杂、广阔。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明显感到作家秉持的思想观念远远不能处理小说所呈现的生活内容，因而充满了焦虑、紧张的情绪。生活中累积了那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作家的知识储备、思想能力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生活内容与思想观念的高度整一，使得思想因缺乏生活的砥砺而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芜杂繁复的社会生活对思想所构成的挑战，则为创造性的思想提供了生长的空间。这在刘继明的笔下，首先表现为多种思想观念的并置呈现。正如上文分析的，主人公马垃永远都在寻找能指引人生道路的精神导师。他的第一个追随对象是哥哥马坷，后者所代表的强调平等与集体的社会主义精神让马垃无比感动。然而马坷的牺牲与“文革”结束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正以隐喻的方式暗示这一思想脉络的终结。此后，马垃又在80年代接受逯永嘉的“启蒙”，被这个自由主义者身上洒脱、不羁的魅力深深吸引。在两人合伙开办鲲鹏公司后，马垃更是为逯永嘉身上那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气魄所折服。然而小说却安排逯永嘉罹患性病而死，鲲鹏公司也因触犯法律而破产，暗示了逯永嘉所代表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语境中的失效。马垃出狱后，作者安排他带着上述两方面经验，重新审视21世纪的中国社会，让他遭遇沿河县县长丁友鹏所代表的政府公司化运营之后的领导干部、辜朝阳所代表的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李海军所代表的国际资本巨头在中国的买办、赵广富所代表的寻求规模化经营的种粮大户、郭东生所代表的脱离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小说中，马垃甚至有些像新闻记者，一一“走访”上述这些人物，记录下他们的种种言论，并充分展示其思想状态。而另一位主人公慕容秋的功能也与此类似，用于呈现何为所代表的立足中国现实、思考中国问题的学者，庄定贤这类注重西方理论和数据模型的学术权威，热衷于批判社会问题的年轻知识分子代表旷西北，等等。

除了并置呈现芜杂多样的思想观念，《人境》还着力表现这些思想之间的辩难与交锋，使作品带有思想论战的气质，在某些方面甚至还直接介入到当下中国思想界内部的论争。例如，一个非常有意味的情节是，出狱后的马垃回到故乡为哥哥马坷上坟，脑子里忽然看到逯永嘉与马坷“唇枪舌剑地争执起来”。逯永嘉指责马坷为抢救公社的种子白白牺牲生命，实在太不值得。马坷则认为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人生观”(58页)，强调人应该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当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而在《人境》第二部中，慕容秋更是在学术会议上直接遭遇到知识界不同观点的尖锐交锋。胡安民、刘国焘这类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在谈及“三农”问题时，要么热衷于从宏观层面探讨政策性的话题，要么倾向于罗列大量数据和建构理论模型。他们的发言，都能收获学界同人的热烈掌声。另一方面，关注底层农民的情感与生存状态的学者何为，在批评新自由主义者和主流学界“差不多成了市场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工具乃至附庸，完全放弃了批判立场和对人的关怀”(327页)时，却遭到了学界的漠视与抵制。虽然可以从小说的叙述与立意中看出作者具有鲜明的左翼倾向，不过在呈现这些具体的思想交锋时，其叙述笔调基本上做到了客观中立，没有将逯永嘉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予以漫画化的处理，使读者可以充分理解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的内在理路，并作出自己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的辩难与交锋不仅体现在内容层面，而且也渗透在小说的形式层面。这一点无疑构成了作品在艺术上的独特贡献。刘继明是一位勤于思考、酷爱阅读的作家，读者经常能看到很多经典作品的片段出现在他的笔下。例如，在此前的长篇小说《江河湖》(2010)中，作家就经常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这类名作摘录片段放入自己的作品。《人境》延续了这一做法，诸如《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青春之歌》等作品的选段也常常出现在其中，成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暗示情节走向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青春之歌》，更是成为连接《人境》上下两部的关键。尤为特殊的，是与那本破旧的《青春之歌》一同被发现的马坷生前日记。作者并没有以转述方式交代日记的大致内容，而是用引文形式，以十几页篇幅抄录了日记。今天看，这些日记充斥着“文革”时期流行的政治语言，多少显得陈旧，与《人境》整体上流畅、简洁的叙述语言有明显区别。在某些人看来，这类语言甚至面目可憎。但日记中对挖塘泥、割稻谷、摘棉花、选生产队长以及劳动中培育出的爱情等场景的描写，却复活了一个逝去的年代，让读者感受到其中浸润着的对生活的热情。那里有劳动者全身心投入到土地中，土地反哺给他们的尊严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对比在大城市打工的神皇洲农民谷雨“跟一只蚂蚁和一条狗差不多了，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人掺一眼”，感慨“做人的尊严，也只有在这块生养他的土地上才可能获得”(159页)，那些大段摘录的马坷日记似乎代表着逝去的岁月，对我们的时代提出严正抗议。因此，《人境》是用两种不同的文体，将两个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发展模式“拼贴”起来，让它们对抗、交锋，完成对当下现实的批判。

结语

当我们宣称《人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时，或许不少人会提出异议，因为小说虽然涉及很多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冷战终结后，伴随着胜利者的“历史终结”论调，金钱逻辑、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行为准则似乎成了一统天下的普遍真理。窥破其荒谬与虚妄也就成了悖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必将迎来被压抑和否定的命运。正像我们在《人境》中看到的，以庄定贤为代表的主流知识分子视来自西方的理论为神圣之物，任何对它们的质疑与挑战都将受到他们的敌视和压制。而当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时，也就封闭了充分认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前景。在这样的语境下，《人境》这样的作品就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它有意识地在文本内部呈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不同思想观念的表达创造机会，还以各种手段让这些思想观念彼此辩难。那些曾被污名化的思想也获得了重新发声的可能，并对今天的主流知识界提出了的质疑。因此，这部小说一方面深刻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则打破主流与权势者对思想的垄断，为异质性的思想赢得了一小片天空。虽然现实的铁律不会因为一部小说而发生颤动，但在想象的世界中构想另类现实的可能，或许能为最终的改变做一点准备。如果说思想之刃必须经过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不同思想的淬炼才能锋利，那么刘继明的《人境》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新思想的出场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1.George Boas, Philosophy and Peotry, Wheaton College Press, 1932, P. 9.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3.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丁骏、王建开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3页。

4.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以下只标注页码。

5.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1939年6月1日。

6.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

7.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8.同上。

9.参见席勒：《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范大灿译，《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11—510页。

10.参见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