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不等于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

滠水农夫 · 2025-04-19 · 来源：红歌会网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资产阶级国家观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识爱国主义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免坠入狭隘民族—国家主义的陷阱。

【刘继明点评：这篇文章站位高，论述充分、有力，其中对国家-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引人深思。】

爱国主义本来是一个光辉的名词，然而在民族—国家主义的鼓噪下，现在爱国主义几乎变成了狭隘民族—国家主义的同义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争辩。

既然爱国主义提倡的是爱国，那么我们就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国家。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人们把国家等同于朝廷，而朝廷是由皇帝及其家族主宰，因而就有“忠君爱国”的说法，所以那时候看一个人爱不爱国，就是看他拥不拥护皇帝的统治。当然，人们有这种观念，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原本无可厚非。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为我们深刻认识国家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南，其中最经典的是列宁对国家的定义。列宁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定义深刻阐明了国家的本质在于其阶级属性，国家是阶级的国家，而且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列宁的论断是标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显然与封建时代的国家观不同。

发端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认为国家是由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地域的“同胞”组成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这样的国家观只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内部成为一个没有差别的同质整体，从而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性，此正是民族—国家主义国家观的来源。

当年我们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其中就有一条，赫鲁晓夫提倡全民国家全民党，因而修正主义的国家观实际上也是民族—国家主义国家观，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资产阶级国家观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识爱国主义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免坠入狭隘民族—国家主义的陷阱。

马列毛导师在对待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一向非常审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很少提及爱国主义，他们创建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更多体现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对爱国主义也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即“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在列宁认为“彼此隔离”的政治经济环境造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由此形成了俄国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狭隘性。列宁认为，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抵抗外来侵略过程中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出来的局限性渐渐开始展现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面，成为革命发展的一大阻碍，必须要以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加以代替。

毛主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提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他还说：“我只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毛主席的爱国主义还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两副标语，一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副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同样也是体现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抹杀国家的阶级性，切割掉国际主义精神，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变成民族—国家主义同义词。而根据历史经验，任由民族—国家主义膨胀，必然导致狭隘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就是由民族主义发展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也往往利用口头上的爱国主义、实际上的民族主义投降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他们就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如第二国际，又如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现在俄罗斯以普金为代表的大俄罗斯主义。

而且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当世界上各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夺越来越激烈，或者内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行民族主义之实，镇压国内劳动人民，对外进行争霸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充当帝国主义争霸战争的炮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俄乌战争也是这样，将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也会是这样。

如前所述，马列毛导师一向坚持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警惕以爱国主义名义如假包换民族主义，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一直进行着激烈斗争。如列宁和第二国际的斗争就是典型，按照民族主义观点，第二国际无疑是最爱国的，而列宁则无疑是最大的俄奸，破坏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稳定，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又如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也就是完全服从国民党调遣，若站在当时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立场，其时的共产党岂不也是今天小粉红口中的汉奸、带路党、推墙派。

以前有一个口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国家独立也好，民族解放也好，落脚点在人民要革命，就是要推翻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人人平等、人民主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阐明了国家、民族、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对弱小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武器，具有进步意义。而对于相对强大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

民族主义在中国经历百年演变。由于近代以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侮辱，作为贫弱民族，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结合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如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就是在民族—国家主义基础上与国民党政权的合作，因此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能够也必须与民族—国家主义结成暂时联盟，首先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然后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当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主流意识，民族—国家主义就必然走向式微。

民族—国家主义再次兴起发生在中国实行改开之后。首先是改革初期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师，开放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国门，因而必定要求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念进行切割。在其时的社会氛围下，主张西化派的势力一度强势崛起，逆向民族主义盛行一时。然而经过数十年发展，改革开放产生的弊端的日益显现，对改革反思同时，也形成对逆向民族主义的批判，在此情形下产生的“新左派”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加之中国实力的增强并和美国矛盾日趋激烈，体制内西化派遭到打压抑制，一度作为梁山好汉的“新左派”正好登堂入室，其本身固有民族主义内核与官方民族主义核心理念一拍即合，立即形成民族—国家主义大合唱。这就是当今民族—国家主义在朝野喧嚣一时，成为一家独大思想潮流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知，民族主义在中国通过百年演变，已经从马列毛主义的盟友一步步地走向马列毛主义的对立面。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马列毛主义需要面临的严峻考验，当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像列宁和毛主席那样，与民族—国家主义作彻底切割和坚决斗争，才能赢得自己的前途，否则极容易成为修正主义的附庸。关于这一点，“民左”争论已经阐明清楚。

近来，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和争论，有的网友就讲：“无论民族主义吼得多大声，也不会让那帮身为“同胞”的老板、官僚大发慈悲，改变一下劳动者的现实状态。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请这些“民族精英”们自己去享受民族主义的快乐吧，别来打扰他们的“同胞”。”可见此条款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其包含的民族—国家主义的实质，而且也反映了民族—国家主义思潮发展的新动向、新高度。它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而且意味着将通过法律规定，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对民众进行控制。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它的确已经成为国家对民众从行为到精神上实行全方位控制影响的手段。民族—国家主义作为当今官方主流核心理念，实际已经高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正如刘继明老师所指出的：“作为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面对这样一种新的现实，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最后我们还是来聆听列宁的教导：“肯定还是批判爱国主义，关键是要看现存的国家由哪个阶级当家作主，要看现在国家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面对喧嚣尘上的爱国主义宣传，列宁的话无异于一剂头脑清新剂，教给我们怎样正确认识爱国主义，避免滑入狭隘民族—国家主义的陷阱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