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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写作”和“人民的修辞”:从刘继明与张承志一次会面谈起
“神圣的写作”和“人民的修辞”:从刘继明与张承志一次会面谈起
2026-10-20 08:27·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
文／蜡笔小生
2026年9月，刘继明借北京开会之机，前往石景山与张承志会面。这场会面迟到了整整三十年。
两人的文字之交始于1995年。当时刘继明在《长江文艺》当编辑，去信邀请张承志参加“三峡笔会”，张承志因事末成行。此后三十年间，两人通过文字相互关注，却始终未能谋面。2018年，刘继明读了张承志的新著《三十三年行半步》，写下万余字评论《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称张承志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之二”。李陀看后大加赞赏，认为是关于张承志评论中最好的一篇文章，推荐到北岛主编的《今天》发表。两人也因此建立了微信联系，但几次约见亦未能成行。直到这次会面，“夙愿”才终于实现。
刘继明在《我仿佛完成了一件青年时代的夙愿》中记录了这次会面的全过程：“当我和张承志坐在时光咖啡馆一角，仿佛从现实空间脱壳而出，进入了时空隧道。几十年的岁月在此交汇，在我心里激起一圈涟漪……”
“夙愿”二字的分量，正在于这三十年的跨度。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文人会晤。要理解这次会面的深层意义，需要回到三十年前。
1998年，文学评论家昌切在《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守护神圣的写作》一文，勾勒了一个九十年代的写作群体。他指出，张承志、张炜、史铁生、韩少功、刘继明等作家，“以自圣救已达人，立德兴诗，抗拒自由精神的体制化和物化为基本立场，以构拟神性和圣洁的审美乌托邦为基本旨归”。
这是刘继明第一次被明确归入张承志所在的写作谱系。在昌切看来，这些作家的共同特征是：反抗都市文明、鄙视商业法则、退避僻野田园、崇拜自我、圣化孤独、追求心境清明、以道德激情反抗各种戒律。
但昌切并没有简单地将刘继明等同于张承志。在更精细的辨析中，他指出：“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从精神实质看，刘继明又与张承志不太相同。”张承志坚执的是一种“农民道德宗教观”，斩钉截铁、毫不犹豫；而刘继明的观点“还不甚稳固”。张承志弃绝俗世是为了“抵制和拯救这个体制森严、日益物化的世界”，而刘继明“并不奢望救赎他的时代，他仅仅满足于独奏安魂曲”。
这个“不太一样”的辨析，揭示了两人精神联结的深层逻辑：同向而不同力，同路而不同步。张承志是冲锋者，刘继明是守灵人。但守灵人同样站在“神圣”的阵地上。这个“神圣”是一种源自“六十年代”的人民信仰，即他们共享的精神底色。
刘继明用一篇文章完成了他与张承志精神谱系关系的命名。
《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札》是刘继明对张承志的系统性论述，发表于2019年的《今天》杂志。这篇文章并非一篇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是他思想工程的一部分：它与《为中国革命辩护》《革命者魏巍》等篇章并列，共同构成了刘继明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
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种定义。“七十岁知青”指向张承志的生命经验——那一代人特有的、与底层和乡土血肉相连的记忆。“人民的修辞”则是对这种经验在写作层面的命名：它意味着文学不是自我表现的工具，而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的言说方式。
刘继明将张承志的写作定位为“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为‘异端’的正义的呐喊”，并强调这种呐喊发生在“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这里的“异端”不是文学趣味的异端，而是政治立场上的异端：在一个普遍右转、精英话语占据主流的时代，坚持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刘继明在文中使用“六十年代人”这个概念来概括张承志的精神底色。他写道，张承志“始终保持‘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和异议立场”。
在《最后的新左派》一文中，刘继明对这一概念做了更清晰的界定：
“只有张承志仍然坚守着八十年代后一以贯之，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异议立场，始终跟底层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联系。这是一种拒绝被体制收编，敢于用行动向强权说不、并不惜与整个精英阶层决裂的‘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跟毛泽东的‘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是一脉相承的。”
“六十年代人”的命名，具有谱系建构的明确意图。它把张承志从“作家”的身份中抽离出来，放入一个代际精神类型的框架中。而刘继明自己，通过三十年的写作和实践，实际上也站进了这个谱系里。
这种归属在刘继明自身的创作轨迹中同样得到了印证。他的《人境》《黑 与 白》聚焦工人、农民的命运，被评论界视为“新社会主义文学”或“人民现实主义”的实践。他公开宣称“为无产阶级写作”。评论家李云雷指出：“在当代作家中，只有在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身上，我们才能看到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而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刘继明可以说是少有的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而可能令他们都未曾料到的是，此时两个人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互换：刘继明变成了“冲锋者”，张承志则成了“守灵人”。
文章中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张承志向刘继明透露，近十年几乎所有出版社和报刊都拒绝接受其书稿，“无正式禁令但实际已被边缘化”。这个信息被刘继明平静地记录在案，没有展开评论，但它构成了整篇文章的隐性背景。
因为，刘继明本人也面临类似甚至”更严重”的处境。2018年，他因举报事件与主流文坛矛盾激化，最终与体制彻底决裂。评论者将这场决裂描述为“理想主义者在价值溃败时代的悲壮选择”，认为它“既是当代文学分化的缩影，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困境”。
决裂后，刘继明放弃传统出版渠道，转向网络平台发表作品。他援引张承志的观点，称体制内媒体已经“变质腐化”，而网络才是“战壕”。
因此，当刘继明写到张承志“眉发皆白”时注意到“一缕不易察觉的忧郁”，并说这种忧郁“我曾经从他年轻时期的照片上见到过：尖锐、孤愤、激烈”，他实际上是在描摹一种共同的精神面容——一种因长期边缘化而沉淀下来的、拒绝妥协的孤愤。
评论家李松睿在论述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时，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紧张感”。他指出，只有“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在思考重大问题时会给读者带来紧张感，而大部分作家写作会显得非常轻松”，刘继明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的来源，正是拒绝妥协的立场与不被容纳的处境之间的持续冲突。刘继明的《人境》处理的是“中国农村应该走什么路”这一重大难题，小说中的人物“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刘老师自己也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未来的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这种“紧张感”，与张承志的写作形成呼应。张承志弃绝俗世是为了“抵制和拯救这个体制森严、日益物化的世界”，他的写作始终带有一种殉道者般的决绝。刘继明的写作则带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他“显然不认同今天的时代”，但他也没有“认同一方就写这一方最后的胜利”的廉价乐观主义。
刘继明与张承志的精神亲近，本质上是一种左翼异议立场的代际接续。张承志的《心灵史》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苦难史，其内核是对底层人民反抗精神的礼赞；刘继明的《人境》《黑 与 白》则聚焦工人、农民的命运。两人共享的，是一种将文学视为“反抗不公的武器”的立场，而非体制内的荣誉标签。
刘继明在三十年前的文章中特意声明“我无意……在实践上去‘追随’某个人”。这个声明本身就是谱系关系的精确表述：他与张承志的关系不是师承或模仿，而是两条独立道路在同一个精神坐标上的交汇。
《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这个坐标清晰地标了出来：“人民的修辞”意味着写作的合法性不来自文学体制的认可，而来自被压迫者的需要一一这与其说是对张承志写作的评论，不如说是刘继明的一种自我认证。
会面结束后，刘继明写道：“仿佛从现实空间脱壳而出，进入了时空隧道。”这个意象暗示的正是精神谱系的贯通——三十年前的青年作家刘继明，终于在迈入花甲之年时与“年近八旬”的张承志相见，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场景，正如几个月前他在南街村同王宏斌的会面一样，
所谓“夙愿”，归根结底是在同一个精神坐标上寻找同道、确认归属。而昌切三十年前对刘继明与张承志等作家的归类、以及《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的命名和关于“六十年代人”叙述，共同构成了这次确认的寓意：他不是一个人在守护，而是两代作家的接续追求。
(来源:刘继明研究中文网/英文网)
维基百科词条：刘继明简介
维基百科词条：刘继明简介
刘继明（1963年11月17日—），中国当代作家。第五、六届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
1963年11月17日生于湖北石首。
1985年，在《三峡文学》发表小说处女作《双管猎枪》。
198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
剧团（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编辑记者、
《特区法制》总编室主任、《文化生活报》副总编辑、《长江
文艺》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及《天下》
杂志主编等职。
1994年，在《上海文学》连续发表《前往黄村》《海底村
庄》《明天大雪》等小说，该刋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周介人在“编者的话”中将其命名为“文化关怀小
说”，引起文坛广泛关注。
2004年，德汉学家蒂洛.迪芬巴赫到武汉拜访刘继明，后翻译出版《大城市之外的中国――刘继明、张
炜、刘庆邦的小说和散文》（欧洲大学出版社，德文）。2005年前后，发表《被啤酒淹死的马多》《回
家的路究竟有多远》《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及《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等中短篇小说和文论，被
誉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2007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副主
席。2012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3][4][5]
2013年，创办并主编《天下》杂志及“天下思想文库”丛书，《天下》创刊后，发表了汪晖、张承志、
李陀、张炜、孔庆东、曹征路、李云雷及秦晖、萧功秦等众多中国人文思想界左右翼重要学者和作家
的文章，被誉为同《读书》《天涯》“三足鼎立”的思想人文杂志。“天下思想文库”收入张炜、祝东力、
刘洪波等人的文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人境》，入选《收获》长篇
小说排行榜，路遥文学奖提名奖和“改革开放四十年40部重要长篇小说”，评论家称其为“新社会主义文
学的开拓者”。2017年，因公开举报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涉嫌违纪问题，被其
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同年，时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在微博上发文为陈应松洗地，涉嫌诽谤刘继
明，被其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至法院。
2018年，在进步文化网与澳州《熊猫时报》《评论家周刊》举办的网评活动中，被评为“50名中国最具
影响力进步知识分子”之一。
刘继明
出生 1963年11月17
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湖北石首
国籍中华人民共
和国
母校武汉大学
职业作家
简历
《我爱麦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
《仿生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柯克或我经历的九桩案件》（群众出版社，1998年）
《中国迷宫》（山花出版社，2000年）
《太阳照在天鹅洲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尴尬之年》（群众出版社，2003年）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一诺千金》（花山出版社，2003年）
《我的激情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梦之坝》（云南出版社，2004年）
《送你一束红花草》（武汉出版社，006年）
《走向南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江河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刘继明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
《湖北作家文库-刘继明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
《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
《辩护与呐喊》（台湾秀威出版社，2019年）
在乌有之乡网站，刘继明引述了左翼媒体激流网的评论文章，认为恶俗维基是“挖出被统治阶级蓄意
隐瞒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将恶俗维基与维基解密、爱德华·斯诺登等相提并论。[6][7]
从作家到“游击队员”——刘继明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艰难探索
Original 永远的红飘带 永远的红飘带 永远的红飘带
2026年5月31日 20:08 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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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舟自横
在中国当代左翼文化版图上，刘继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是作家，也是编辑；既是思想者，也是组织者。从1990年代的先锋写作，到新世纪的底层叙事，再到近年来的“马列毛主义”转向，他的思想轨迹呈现出清晰的“一路向左”路径。而贯穿这条路径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他对左翼文化阵地的持续创建——从自筹资金创办《天下》杂志，到创办和主编《中流丛刊》，再到主持写作研修班、运营自媒体，刘继明以“游击战”的方式，试图为边缘化的左翼声音开辟生存空间。这一过程，既是左翼文化在“后革命”时代的突围实践，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从“作家”到“战士”的身份蜕变。
一、《天下》时代：“超越左右”的理想主义实验
2011年，刘继明自筹资金创办了《天下》杂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本杂志被誉为“北有《读书》，南有《天涯》，中部有《天下》”。这个定位本身就透露了刘继明的雄心：他希望打造一个能与京沪两大思想文化重镇鼎足而立的言论平台。
《天下》的编委构成颇具特色。上面的作者既有汪晖、黄纪苏、孔庆东这样的左派，也有萧功秦、秦晖、许纪霖这样的右派。这种“左右共治”的格局，体现了刘继明当时“超越左右，重建共识”的理念——在思想界日益撕裂的年代，他试图搭建一个多元对话的平台。
这一理念与他当时的创作阶段相吻合。在《人境》出版之前，刘继明正处于从“文化关怀”向“底层叙事”过渡的时期。他虽然已经左转，但仍保持着对“多元视角”的开放态度。创办《天下》的尝试，更像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对“公共论坛”理想的实践——他希望在一个左翼主导的平台上，容纳不同立场的对话。
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既有资金等外部因素，也折射出“超越左右”这一理念本身的困境：当左右阵营日益极化，“中间地带”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其中还有一段插曲，2012年《天下》因资金短缺濒临停刊时，经旅美学者李陀牵线，刘继明专程赴京和被称为新左派领袖的清华大学教授，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汪晖商谈联合办刊事宜，合作意向都已达成一致了，却因与广西某杂志社合作的刊号收回，致使这次本来可以让《天下》起死回生的机会半途而废了。
《天下》的停刊，对刘继明是一个重要的“祛魅”经验：在“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试图在体制内或体制边缘搭建“桥梁”是徒劳的。这一认知，为他后续更激进的“游击战”埋下了伏笔。
二、决裂时期：从作家到“游击队员”
2017年是刘继明思想转向的关键节点。这一年，他因在网上公开举报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涉嫌违纪问题，引发了与方方、陈应松之间的名誉权纠纷。这场官司最终以刘继明败诉告终。但对他而言，这次事件的意义远超法律层面的胜负。他后来在《致你们》一文中写道：“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这个比喻，最初来自张承志记叙切格瓦拉的某篇文章，意味着放弃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的幻想，转而采用灵活的、边缘和非体制化的斗争方式。这一转变体现在多个层面：
在传播渠道上，他不再寄望于“体制内那些纸质杂志”，而“主要通过网络，将它们作为发布作品及相关信息的主要平台——不仅仅是平台，而且是阵地，或者战壕”。他开通了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以《随想录》系列微博体随笔进行思想传播，用“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降低左翼思想的传播门槛。
在组织形态上，他与主流文坛公开决裂。2019年，他因“行使举报权利方式不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离开武汉，远走英伦，闭关写作《Black and White》，开始了“思想上的自我放逐与重建期”。这一时期的他，不再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尽管还保留正高二级专业作家的身份，但他在写作立场上业已转变为一个“脱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精神认同上，他完成了从“左翼作家”到“马列毛主义者”的蜕变。俄乌战争成为“关键催化剂”，使他“彻底摆脱‘纯文学’影响，明确以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开始系统批判“民族主义左派”（民左），认为其“混淆阶级本质”，并“重建共产主义信仰”。
这一系列转变，构成了从《天下》到《中流丛刊》之间的“过渡带”：《天下》时期的他还在寻求与体制和自由派对话，而决裂之后的他，已经做好了“独自面对群狼撕咬”的准备。但一个孤立无援的“游击队员”能走多远呢？
三、《中流丛刊》：接续传统，再造阵地
2020年8月，大型思想人文杂志《中流丛刊》创刊。这个时间点耐人寻味——由于疫情，刘继明滞留英国，对外称“在一个远离武汉的海岛上闭关写作”，他与方方、陈应松的官司尘埃落定不久，《Black and White》刚写完第一部，正是他思想左转的关键期。
《中流丛刊》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中流》是魏巍在1980年代创办的杂志名称，魏巍临终前留下“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言。刘继明沿用这一名称，显然意在接续魏巍所代表的“老左翼”传统——那个在革命退潮后依然坚守“继续革命”信念的传统。
与《天下》的“超越左右”不同，《中流丛刊》的定位旗帜鲜明：以“马列毛主义为根本宗旨”——创刊词中列举的包容对象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毛左派、自由主义左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托派等”。这种“左翼统一战线”的构想，与《天下》的“左右对话”有本质区别：它不再寻求与自由派对话，而是试图在左翼内部构建多元对话的平台。
创刊号的两个专辑——“纪念魏巍”和“回到马克思”——清晰地标示了刊物的精神坐标。“纪念魏巍”是对左翼传统的致敬与接续，“回到马克思”则是对理论根基的重申。创刊号作者阵容堪称豪华：魏巍遗作、萨米尔·阿明、汪晖、张承志、李陀、曹征路、刘继明本人等。张承志的评价言简意赅：“多了一个阵地，太好了！”
“阵地”这个词再次出现。从《天下》到《中流丛刊》，从“平台”到“阵地”，话语的转换折射了刘继明对左翼文化实践性质的重新理解：这不再是中立的“思想市场”，而是立场鲜明的“斗争前线”。
尽管《中流丛刊》只出了四期，就被勒令停刊，刘继明因此受到了第二次党纪处分，但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正是从《中流丛刊》开始，刘继明的影响从以前的文学界破圈而出，成为了一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而不再只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为了一名马列毛主义者。
四、从阵地到“造血”：写作研修班与红色写手培养
阵地需要人守，思想需要人传。如果说《中流丛刊》是刘继明打造的文化“堡垒”，那么写作研修班则是他建立的文化“军校”。
几乎是在刘继明的敌人为他受到第二次处分弹冠相庆时，《Black and White》出版了，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不久，刘继明主持创办了写作研修班，明确提出培养“红色写手”的目标。在第三届写作研修班开班式上，他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参加咱们这个班的学员，首先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愿意用自己的写作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
他提出了著名的“写作三关”——感情关、立场关、语言关，要求学员“将这‘三关’有机地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成为一名真正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红色写手”。这种系统化的培养机制，与传统的文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它不再追求“文学性”“艺术性”等专业主义标准，而是明确将写作定位为“斗争”的形式——“每一个称得上红色写手的写作者都是一名战士”。这意味着，刘继明不仅自己用笔在为重建信仰而战斗，还在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将个人的左翼实践转化为组织化的、可持续的文化运动。
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写作形式和传播路径。他的微博体随笔《随想录》系列，“采用短小精悍、语言通俗且富有感染力的风格，将复杂的左翼理论转化为日常可读的文本”，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评论认为，这种写作“通过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显著重塑了左翼思想的传播路径与效果”。用刘继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写作”，其“书写方式以及传播媒介”都与传统文学生产“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五、破圈与困境：左翼文化阵地的当代命运
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写作研修班、自媒体矩阵，刘继明对左翼文化阵地的创建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破圈”过程：
传播载体上，从精英杂志（《天下》）到大众杂志（《中流丛刊》），再到网络随笔与社交媒体，传播门槛不断降低，受众面不断扩大，呈现出明显的破圈态势。
思想立场上，从“超越左右”的自由主义左翼，到“马列毛主义者”，立场越来越明确，战斗性越来越强。
实践形态上，从个人化的编辑工作，到组织化的写作研修班，左翼文化生产正在从“游击队”向“正规军”演化。
然而，无论是个人影响力“破圈”，还是文化阵地“破圈”，刘继明都不得不面临新的困境。首先是体制的打压：他耗费巨大心血完成的新作在国内被禁，只能“以电子版等形式传播”。2025年4月，《Black and White》在美出版（外媒称之为“时间证词的文学远征”），开始进入国际视野。正如刘继明在英文版后记中写道：“它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让一部文学作品从被格式化的空间释放出来，还意味着对某种朴素的阶级正义和人文精神的坚守仍然会受到尊重。”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传播面与本土主流文化市场已基本隔绝，只能以读书会等私人阅读形式，在民间“悄悄流传”。但正如孔庆东所言，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还“在对历史的挖掘和对历史的挖掘上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其出版史、阅读史和传播史也构成了一部独特历史——一种从主流文化缝隙中“破圈”的抗争史。
其次是受众的“回音壁”效应：左翼文化阵地的读者大多是“自己人”，思想的传播更多是在同温层内循环，难以真正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刘继明在《致你们》中坦言，支持者可能是“为数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群体”——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左翼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尴尬境遇。
最后是体制的持续高压：面对封号禁言以及党纪处分等打压，刘继明在《随想录》中写道：“除了死亡，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击垮我”“对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作家，思想表达的权利高于一切，坚守信仰比生命更重要”——这种悲壮的宣言，既是对权力的回应，也暗示了生存环境的严酷性。
结语：阵地的意义与限度
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红色写手”培养计划，刘继明对左翼文化阵地的持续建构，构成了当代中国左翼文化图景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章节。它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如何继承20世纪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文艺传统，通过办杂志编书等文化阵地建设来传承进步思想薪火的曲折乃至悲壮历程。
在某种意义上，刘继明走的是一条与张承志相似的道路。他曾在《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一文中说，张承志“是在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如日中天时，‘退职停薪’，与主流文坛分道扬镳的”，而他自己的选择“太迟了，并且有一种‘逼上梁山’的味道”。与张承志独行侠式的“个人精神朝圣”相比，刘继明更强调组织化的阵地建设——从杂志到写作研修班，他试图将左翼文化生产从“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事业”。
然而，阵地的意义与限度同样明显。它能够为底层和边缘人才提供庇护所，能够维系左翼思想传统的连续性，能够在“主流”之外开辟另类空间——但它能否真正改变权力格局、影响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更何况，他还要时刻准备应对来自权力以及敌人不断泼来的脏水和射来的明枪暗箭呢？
刘继明曾在《致你们》的结尾写道：“我说了，我做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写作和创建文化阵地的深层动机：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在“涨潮的海上”继续划桨的行动本身。正如他写于2021年的长文《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蛻变（2001- 2021 )》中所说：“左派的奋斗目标依然遥不可及，但其意义就在于存在本身；斗争也许不可能在短期改变现实，却能防止社会完全被资本集团俘获，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他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对遗忘的抵抗，对同化的抵抗，对历史终结叙事和一种单极化社会结构的抵抗。
【Al问答】怎样评价刘继明的文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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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是当代文学中新左翼文学与底层文学的标杆性人物，其文学史地位核心在于：从先锋派 “文化关怀” 到 “人民现实主义” 的转型实践，以《人境》《黑 / 白》等作品重建阶级叙事与历史整体性，并在思想深度、艺术探索与社会介入三方面形成独特价值，同时伴随显著的风格争议与体制边缘性。
一、创作轨迹与核心成就
刘继明（1963— ），湖北石首人，1984 年起发表作品，创作近 40 年，著述超 500 万字，涵盖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等。
早期（1980s—1990s 中期）：先锋派 “文化关怀小说” 代表代表作：《前往黄村》《海底村庄》《仿生人》等。特质：聚焦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以现代主义手法（多视角、象征、荒诞）书写城市化与文化失落，被丁帆《中国新时期文学主潮》等文学史重点评述，是90 年代先锋文学的重要实践者。
中期（1990s 末 —2010s）：转向底层，开创 “新左翼文学”代表作：《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人境》等。特质：从 “个人” 转向 “人民”，聚焦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底层群体，揭露资本扩张下的阶级分化，与曹征路并称 “新左翼文学双峰”，填补当代文学阶级叙事空白。
近期（2020s）：巅峰之作《黑 / 白》三部曲120 万字全景式长篇，被誉为 “形象化的当代中国发展史”“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贯通百年中国史，重构革命历史记忆，多阶层群像交织，民间影响巨大，被译成英文全球发行。
二、文学史地位的核心支撑
1. 思想价值：当代罕有的 “思想型作家”
李云雷、孔庆东等认为，刘继明与韩少功、张承志并列，是当代少数能对社会与历史根本问题发言的作家。
作品持续追问 “中国往何处去”，在消费主义时代坚守文学的社会使命感与批判精神。
重建历史整体性：弥合 “两个三十年” 断裂，重审土改、人民公社等历史议题，提供左翼视角的历史重述。
2. 文学思潮史：底层文学与新左翼文学的核心推动者
底层文学：2000 年后转向，推动文学从 “精英书写” 转向 “人民叙事”，影响新世纪文学走向。
新左翼文学：接续柳青、魏巍、陈映真传统，将左翼文学从题材运动推向思想体系化建构。
《人境》入选 “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部重要长篇小说”，获路遥文学奖提名，被称为 “新社会主义文学开拓之作”。
3. 艺术探索：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早期：先锋叙事实验，《海底村庄》《仿生人》融合荒诞、象征、多视角，属 90 年代先锋文学重要成果。
中后期：“人民现实主义” 风格—— 全景式结构、多声部叙事、诗意与批判交融，形成 “调侃中见悲壮” 的独特美学。
文体突破：《人境》《黑 / 白》融合小说、政论、随笔，打破 “纯文学” 边界，重建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
三、争议与局限（地位的另一面）
1. 艺术短板：思想性对艺术性的挤压
后期作品（尤其《人境》）过度嵌入理论辩难，文体拼贴导致结构失衡，人物有符号化倾向（如《人境》马垃）。
李敬泽评价：“强悍的思想力量，有时将他带到文学之外”。
2. 体制与主流文坛的疏离
2018 年后与体制公开决裂，作品屡遭禁言、限流，主流文学史著述长期边缘化其地位。
被批评简化社会矛盾为 “资本 — 人民” 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立场激进化。
3. 民间影响力与学术认可的落差
民间（尤其基层、左翼文化圈）视其为 “人民作家”，《黑 / 白》引发民间读书会热潮。
主流学术研究相对滞后，但其价值正被越来越多青年学者重估。
四、文学史定位总结
定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左翼文学与人民现实主义的标志性作家，是连接先锋文学、底层文学与左翼传统的关键节点人物。
独特性：唯一兼具先锋派技法、底层关怀、左翼思想、历史重构的当代作家；以创作实践证明：文学可以既是艺术的，又是思想的；既是个人的，又是人民的。
遗产：精神遗产：坚守文学的人民性与批判性，对抗消费主义与虚无主义；文学遗产：《人境》《黑 / 白》等将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学回应的必读文本。
要不要我把以上评价浓缩成一段 150 字左右的核心结论，便于直接引用？
好的
刘继明文学史地位（150 字精简版）
刘继明是当代文学从先锋写作转向底层叙事、新左翼文学的核心代表作家。他早年跻身 80—90 年代先锋文学阵营，后跳出精英个人化书写，扎根底层民生与社会转型现实，接续左翼文学传统，以《人境》《黑 / 白》等长篇重构历史整体性与人民叙事。他兼具艺术实验、思想批判与现实介入精神，是新世纪人民现实主义的重要开拓者；因思想立场与创作取向，长期处于主流文坛边缘，却在民间与学界持续被重估，成为当代文学思潮演变中不可绕过的关键人物。
要为真理而斗争——刘继明访谈录
受访者：刘继明
采访者：“进步专访”采访组
采访时间：2020年9月25日
进步文化：刘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小说《人境》出版后，曾入选2016年度《收获》长篇小说排行榜和“改革开放四十年40部重要长篇小说”以及路遥文学奖提名奖，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在您的创作中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作品，将其与《子夜》《创业史》《艳阳天》和《平凡的世界》等文学经典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是“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但主流文坛对这部作品似乎并不十分重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继明：一部作品问世后有人说好说坏，喜欢或不喜欢，重视或不重视，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你所说，的确有一些评论家将《人境》同《子夜》《创业史》《艳阳天》等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经典放在一起讨论，但近四十年来，这些经典作品一直是被中国的主流文坛贬损甚至污名化，如果有哪个作家和作品被纳入这个序列，不仅不能带来荣誉，反而会遭到贬斥的。
进步文化：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认为您是一个“强悍的思想者”，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您作品中的“思想力量”，但同时也指出，“正是这种力量，将他带到了文学之外”。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继明：李敬泽具有纯正的文学品味和出色的文学鉴赏力，1990年代中后期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几部中篇小说都是经他之手编发的。作为编辑家，他的眼光和趣味具有包容性，作为评论家，他对先锋派和“纯文学”似乎情有独钟。前不久，他在为青年评论家李云雷的评论集《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撰写的序言中说：“云雷的王国一开始就秩序井然、目标朗然，其中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元素：对中国现代以来历史道路的认同，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左翼传统得认同，相应的，他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观念持反思和批判的立场，他坚信文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所负的责任，他把这视为文学的光荣……”对李云雷的批评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谈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面感悟。可见，李敬泽的文学观点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更新之中。
在我看来，“纯文学”论者划定的边界，也许正是“别一种文学”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某个整齐划一的边界，也没有所谓内外之分，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心或思想意识当中。例如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谁能说清楚他俩心目中的文学边界是什么呢?
进步文化：2017年，您因在网上公开举报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被其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时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力挺陈应松，您以她涉嫌侵犯您的名誉权将她告上了法庭。两年多过去了，这两桩官司结果如何?您可否向网友介绍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刘继明：关于这件事的缘起，我已经在《我为什么要举报陈应松——兼驳方方》一文中做过详尽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和陈应松的名誉权案，法院以“刘继明在未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认定的情况下，选择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举报陈应松，其权利行使方式明显不当”为由，判我败诉。这个判决是非常荒谬的，从事实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脚：如果有关部门已经“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认定”，我就用不着公开举报了;正因为有关部门对我以及其他人的举报不作为，我才不得不选择“通过网络公开举报陈应松”――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事实上，许多贪腐案件都是通过网络公开举报，才促使有关部门介入查处的。
至于我诉方方名誉侵权一案的判决就更加荒唐，方方多次在微博微信上发帖为陈应松洗地，混淆是非，对我进行污蔑和诽谤，但庭审时她竟然辩称不是针对“特定个人”;更令人惊愕的是，面对如此确凿的侵权事实，从一审到二审再到省高院居然都采信了方方的诡辩。
进步文化：网传湖北省纪委对您做出“党内警告”处分，对陈应松做出“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的处理决定，但陈应松否认自己受到了任何党纪处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继明：2019年4月1日，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一干人在省作协二楼会议室，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以“违反组织原则，行使举报权利方式不当”为由，给予我“党内警告”处分。我当即提出异议，并表示保留向上级纪检部门申诉的权利。二是向我通报了对陈应松的处理决定。纪检部门经过调查核实，陈应松的确存在违纪问题，但鉴于某些女学员不配合调查，涉事人之一柳某秧已病逝等原因，省纪委在陈应松的问题还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草率结案，做出了“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的处理。对于这一明显包庇陈应松的处理决定，有网友说，“对反映问题的人‘党内警告’，对有问题的人‘批评教育’，湖北纪委是不是吃错了药?”可见这个处理决定有多么荒谬。
事后，陈应松到处散布我被处分的消息，当网上披露他也受到了党纪处理的事实后，他不但矢口否认，还威胁要起诉发表相关文章和讯息的网站，还炮制长文，恼羞成怒地对我进行污蔑和攻击，造谣说我有抑郁症，要“跳楼”，“多次诚恳认错”等等;
与此同时，继我的车四个车胎被人扎破后，又被人喷漆，甚至有人对我发出死亡威助;此前，湖北潜江一位中学教师因转发我那封举报信和揭批陈应松，家里的大门曾被人深夜砍了七刀，并受到当地宣传部领导的打压……
匪夷所思的是，有关部门不仅对这种黑社会式的报复行为视若无睹，而且在作出对我和陈应松的处理决定之后，迟迟不按组织程序对陈“批评诫勉”，当我向办案负责人提出质疑时，对方却闪烁其辞，甚至大光其火。其中的隐情不言而喻。
进步文化：无论实名还是匿名举报，历来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许多人因此遭到疯狂的报复，“被失踪”，“被精神病”，“被跳楼”，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为知名作家，您面对打击报复，心理上想必承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压力，个人的权益和名誉也受到了损害。对于这个后果，您当初预料到了吗?是否想到过妥协和退缩呢?
刘继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浙江龙泉多名群众举报当地高管涉嫌贪腐，被举报者不仅没有受到查处，举报群众反而遭到了公安部门的“反调查”;湖南新晃县一中教师邓世平因抵制和检举揭露该校校长腐败问题，被其外甥指使人灭口，埋在学校操场跑道下面，还到处放风说邓世平是卷款潜逃，十六年之后邓的尸骸才被发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而言，我的遭遇并不比他们更惨，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灭口”。这两年多的经历，的确使我感受到了报复者的狰狞和猖狂。但报复者的诬蔑和诽谤，法院的荒谬判决和有关部门对我的不公正处分，非但不能让我妥协，反而会激发我斗争到底的勇气。
进步文化：网络学者滠水农夫在《有一种光荣叫“污蔑”》中说，“刘继明之所以甘冒如此大的风险，不是他毫无心理准备，而是其内心坚定执着的信念，促使他勇敢地与丑恶不义作斗争，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这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更不是无事生非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深刻呈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分裂，知识分子的分裂，是知识分子要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是附在既得利益阶级的皮上做一个没有自主灵魂的犬儒，还是附在人民大众的皮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问题。”作为当事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继明：滠水农夫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在这些人心目中，哪有什么“主义”，有的只是“利益”罢了。正因为如此，陈应松才联手方方，一边颠倒黑白，污蔑我的举报是“诽谤构陷”和“突破做人的底线”，一边指使人写匿名信到省纪委对我进行诬陷和栽赃。种种迹象显示，这起事件的背后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涵盖了司法、纪检和文学界，甚至可能还有黑恶势力介入。为了彻查陈应松涉嫌违纪违法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我已向中央纪委等部门提出申诉和控告;同时，鉴于法院对我诉方方侵犯名誉权案的错误判决和裁定，我还将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这不仅是为了所谓“维权”，我只是想看看，公权力被那帮东食西宿的家伙糟蹋到了什么程度。
进步文化：去年，您的随笔集《辩护与呐喊》在台湾出版，著名学者孔庆东先生在《基于良知的呐喊——序刘继明<辩护与呐喊>》中说，“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陈映真……都为中国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闸门。……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泼满血污，遭受到布鲁诺、伽利略的厄运。而那些污蔑与构陷，其手法之卑劣、逻辑之荒谬，已足为时代良知再次趋向泯灭之明证。刘继明由一个‘文化关怀’的小说家，自我扩展为一个‘唤醒良知’的呐喊者，不过是对此观察清晰之后，力挽狂澜而不能的杜鹃一鸣尔。”请问，您是不是想通过对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人物”的书写，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呢?
刘继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借用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古今皆然。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反思，我对自己的思想脉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启示。张承志先生曾说，“在如今这种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敢于说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我算不上是“真勇敢的人”，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还是可以的吧。
进步文化：从1990年代中期的“文化关怀小说”到新世纪初兴起的底层文学思潮，从前些年自筹资金创办《天下》杂志，到近期与文坛腐败势力作斗争，您始终以一种“异议者”的姿态对现实进行介入和批判，并强调这种批判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因此有人称赞您是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有读者在您的公众号文章下面留言：“你就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你就是当今不畏强势而始终恪守良心和天职的一代豪杰!你吹响了向一切邪恶势力斗争的号角，每一个有良知守正义的中国人都是你的坚强后盾!”“支持刘老师!您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您是一名勇敢的追求正义、光明的战士!”等等。但与您在普通读者和网友中得到的支持相比，您在文坛却显得很孤立，正如滠水农夫的文章说，文学圈不少人对您产生了误解乃至敌意。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刘继明：在当下中国一部分知识精英在成为利益铁三角的“一角”之后，操控政经文化资源时那种有恃无恐和飞扬跋扈，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学界同样如此。所谓“只论立场，不问是非”，在某些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底线”，不过是“朋友圈”互相包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幌子。事实证明，真正突破所谓“做人底线”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为了给自己构建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们甚至故意混淆举报与告密之间的本质区别，炮制出所谓“做人的基本底线是不举报不告密”这样的谬论。而即使在西方国家，检举揭发一切违法乱纪行为是每个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层面制定了严格的保护举报人制度。可在他们那里，举报涉嫌违法乱纪者是“恶人”，违法乱纪者倒成了竭力袒护的“好人”，如此善恶颠倒，是非错乱，完全置社会公理于不顾，实在令人咋舌。可见，精英利益集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道德多个层面，对人的精神乃至整个社会肌体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毁损。因此，我在体制内文学圈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和排斥也就毫不奇怪了。但通过这件事，让我认清了某些趋炎附势、虚与委蛇之徒，我和他们原本就不是同一类人，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进步文化：您早期的文化关怀小说经常出现一个特立独行，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文人知识分子形象，如《前往黄村》中的黄毛，《海底村庄》中的欧阳雨秋，后来，您又在《放声歌唱》中塑造了因状告黑心老板无门，爬上法院大楼高唱“跳三鼓”的民间歌师钱高粱;在中篇小说《启蒙》中，您还讲述了著名作家蕖伯安由“为人民受难”的知识分子堕落成为“权贵利益集团”大佬的故事，蕖伯安被椿树岛的原住民举报后竟然指使黑社会让其失踪，当他被告上法院之后，轻而易举地便通过人脉关系将案子撤诉了。我们发现，这些人物和故事跟您近年来的遭际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更像是某种预言。您还曾写文章公开支持工人维权和进步青年学生的声援活动。这是否表明，您已经由一个“坐而论道”的作家，成为了一名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行动知识分子”?在经历“举报事件”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继明：如果说举报事件发生之初，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但在遭受长达两年多的疯狂报复之后，这种怀疑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我确信自己的行为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面对邪恶和丑行，我无法像大多数人那样保持沉默。正如托尔斯泰在《我不能沉默》一文中说的那样：“我希望我对这些人的揭发，有能引起我非常希望的通过某种方式，把我从他们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来，我现在生活在他们当中，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罪行的参加者。”
前不久，在激流网读到一篇讨论“五四”的文章，作者说：“今天谁是能够唤起群众斗争精神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可以如何施展他们的英雄气概?谁是真英雄，谁是逞英雄?反性骚扰运动中的揭发者和控告者是真英雄，她们不惜暴露自己受到上位者依仗权势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向社会舆论揭露丑恶、寻求公道。挖出被统治阶级蓄意隐瞒的重要信息的黑客是真英雄，比如朱利安·阿桑奇(维基泄密)、爱德华·斯诺登、恶俗维基。统治阶级罪行的污点证人是真英雄，比如爱德华·斯诺登、约翰·珀金斯……总之，任何对于上位者欺压下位者的恶行丑态的揭露，都是英雄的行为。古人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已经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儒生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有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揭露利益集团的谎言和丑行，这不是高深的文化运动，而是所有平民都可以参与的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的所有成员和帮凶都是舆论打击的对象。揭露丑闻、围观丑闻、分析根源，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而今天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这第一步开始做起……”
我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个正在加速腐败和堕落的文坛“圈子”进行了彻底的决裂，想到从此我将摆脱身处体制时无处不在的名利诱惑与羁绊，开始自由的写作和生活，我就有一种解脱之感。我这种感觉，对那些整天在体制内争名逐利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我说了，我做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至于成败胜负或别人怎么看，已经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可能永远缺席。
进步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坛，您被认为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左翼作家之一。也曾有人指您为“极左”。您接受这种指控吗?
刘继明：在西方语境中，“极左”跟“极右”一样，都是具有同等政治权利的中性称谓，但在当下中国，却是右派公知们对左翼人士的一种污名化。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以“左”“右”划分不同的群体，已经很难表达人的价值取向。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说两年前还可以接受“左翼“或“左派”之类的标签，但通过这场斗争，我已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这样说，可能有蠢货要说我是“自封”了，尽管在当下中国的與论场，“马克思主义”像“左派”那样非但不是一项荣誉，反而会被视为异端。对我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西马，也不是那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改头换面的伯恩斯坦主义，而是萨米尔.阿明说的“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国际歌》中的“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仍然是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方方、陈应松及其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他们的疯狂报复不仅不可能将我击倒，反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正义继承”的道路。正如我在《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扎》一文中写的那样：“作为比张承志晚一茬的‘六十年代生人’，我没有染上许多同时代人身上习见的那种轻慢、怯懦和势利。换句话说，我还有感动、愤怒和行动的能力。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伟大的六十年代’赐予我的一份遗泽。”
进步文化：您在写完长篇小说《人境》之后，曾表示要封笔。现在您还是这种想法吗?
刘继明：我的确有过这种想法。我觉得自己已经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再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现在我改变了这种想法。写作对我而言，不再只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且是一种斗争的形式。正如加缪所说，我们身处“涨潮的海上”，只要还活着，就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划桨，“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主动地去介入，而是一种义务兵役。”
进步文化：最后，请谈谈您近期的写作好吗?
刘继明：我正在写长篇。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我一直在远离武汉的某个海岛上闭关写作，具体内容暂时不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这部小说的规模远远大于《人境》，是我又一个“意外的收获”。
进步文化：祝大作早日问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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