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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播火者2026-11-05 23:18
文／太佐
“青年毛左”在海外观察者笔下，常被描述为一种正在成形的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或趣味。BBC在2026年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的报道中，将Z世代对毛泽东的重新拥抱归结为“面对就业压力和贫富差距，一些年轻人重新从毛泽东的阶级论述寻找答案”，并指出这“不只是怀旧”。海外舆论由此追问：这种从切身处境中生长出来的阶级话语，如何从分散的“网左”言论，逐渐获得文本、组织和可辨认的公共形式？矛头指向了著名的左翼作家、学者刘继明和孔庆东，认为他们在这波方兴未艾的青年毛左热潮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理解“青年毛左”作为思潮的性质，要看到它的动力源头不在书斋，而在劳动现场与生活境遇之中。有左翼评论者将“网左青年”的主体描述为“普通劳动者家庭的青年学生、初入职场的青年白领、以及在产业一线工作的年轻工人”，他们在成长中“亲身体验着教育的高昂成本、就业的巨大压力、996的残酷剥削、高房价下的生存焦虑”，其激愤“不是从书本上读来的教条，而是从自身被压迫的切实感受中生发而来的”。一项关于“青年‘网左’思潮”的研究也将其本质概括为“转型期青年生存困境与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折射”，核心价值导向是“公平优先”。
这意味着，所谓青年毛左思潮，首先是一种以经验为底色的思想形态：阶级、剥削、压迫这些词汇之所以能被青年接住，是因为它们对应着真实的生活感受。但感受本身并不自动构成思潮。从“感到不公”到“形成一种可交流、可传承的批判话语”，中间需要一个转译与赋形的环节。海外视角之所以特别关注刘继明与孔庆东，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环节上扮演了某种供给者的角色。
先说刘继明。他的独特之处，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写作层面的“左翼作家”，而且是一个持续产出思想的左翼文化实践者。从自费创办《天下》杂志，到主编《中流丛刊》，再到创建人境网及写作研修班，他以一种“游击战”的方式，试图为边缘化的左翼声音开辟可存续的空间。而他的一百二十万字长篇小说《黑与白》，则为这种实践提供了可投射的叙事载体。小说以王晟从“告别革命”到在底层经验中重新“发现阶级”的精神轨迹为主线，将“个人挫败”转译为“阶级位置”的可见故事。它的传播命运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效应：陆版下架、社交账号关闭，却在数字空间中获得了“权力每一次‘打压’都引发新一轮传播热”的反向生长逻辑。一篇传播学分析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反向经典化”——“一部实体渠道‘看不见’的书，却在数字空间里获得了相反的生长”。对于左翼青年读者而言，阅读这部小说因此不再只是文学消费，而带有一种以认知对抗遮蔽的意味：你读到的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套关于自身处境何以如此的阶级解释。刘继明所做的，本质上是这种为自发的不满提供可书写的立场和可讲述的历史。
孔庆东的表达机制与刘继明不同，但同样服务于思潮的成形。2021年五四青年节，他号召青年“做精神上的毛主席警卫员”，“保卫毛主席，继承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一口号的传播效力，不在于理论上的严密，而在于它为部分毛左青年中尚在寻找表达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可认领的身份标签：你不需要先成为理论家，就可以先成为一个被命名、被模仿、被转发的战斗位置。口号在此充当的是思潮的凝结剂：它把弥散的阶级感受压缩为一个可以被喊出、被设为签名、被用于自我辨认的符号。
但孔庆东对“思潮”更实质性的贡献，还在于对《黑与白》的经典赋权与谱系接入。他将这部小说定位为“百年历史的照妖镜”，并借用瞿秋白论鲁迅“从旧垒中来”的框架，将刘继明从非左翼营垒转向无产阶级立场的经历，接入鲁迅—瞿秋白革命文学传统。对于一个在主流评价体系中近乎失语的文本而言，来自北大教授的定性，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经典认证。更重要的是，孔庆东将美国维诺出版社推出的《〈黑与白〉研究文集》明确定性为“一次集结号”。“集结号”这一措辞揭示的自觉意图在于：不是评价一部作品，而是将围绕这部作品的阅读、讨论与传播，整合为一场有方向感的文化实践。如果说刘继明提供了思潮的叙事内核，孔庆东则提供了思潮所需要的公共权威和集结形式。
有海外媒体认为，刘继明是孔庆东等“毛左”推出的“行动派领袖”。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两人的确在思想言说上存在同构关系：一个通过《黑与白》为左翼受众提供可被反复阅读和讨论的意义内核，一个则以口号和理论阐释提供经典化赋权，二者叠加，让原本分散的“网左”言论获得了一个可识别、可参与、可模仿的实践脚本。
《黑与白》之所以能在左翼青年中流传，首先是因为它接住了一种已经存在的阶级感受；孔庆东的“集结号”之所以能获得回应，首先是因为已经有人等在集结的位置上。用供给与需求的框架来说，思潮的经验材料与参与能量来自青年，而刘、孔二人提供的是阐释工具与传播形式。没有后者，前者可能停留在零散的“网左”情绪中；但没有前者，后者只是一套无人接收的符号。
青年毛左思潮的动力源头，不在任何个人的文本或口号之中，而在青年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就业、房价、劳动强度、分配格局。刘继明和孔庆东所做的，是在一个已经发热的现场，提供更清晰的语汇、更可及的文本和更可辨识的形式。
海外视角将刘继明和孔庆东放大为“思想供给者”，部分原因在于它更容易识别可见的供给端。正是这种结构性存在，决定了“供给”的可能与限度——不在于他们“塑造”了青年毛左思潮，而在于他们将一种自发状态的思想能量，推向有文本依托、可代际传递的状态。海外观察者最为关注、也最愿意放大的，正是这一从“自发”走向“自为”本身。至于这套“供给”的语言最终是被青年内化、改造还是超越，则不是任何“供给者”所能单方面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