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与“重访革命”——以《黑与白》《平凡的世界》为例

文 / 邱岭（东北大学）

摘要

刘继明的《Black and White》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部具有重要影响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二者共享“全景式写作”的宏大抱负和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却在历史认知、阶级叙事、理想人格塑造等核心问题上呈现出深刻分歧。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系统比较，揭示其内在差异：《平凡的世界》在改革时代的主流叙事框架内，以“劳动尊严”和“乡土伦理”为核心，为“先富”道路提供了道德合法性；《Black and White》则试图在历史断裂处打捞被压抑的革命遗产，以“阶级意识”重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批判性认知。这一差异不仅是两代作家思想立场的分野，更折射出中国文学在处理革命与改革双重历史遗产时的深层张力。本文认为，两部作品的并置阅读，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多重面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Black and White》；《平凡的世界》；历史叙事；阶级意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

一、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这部诞生于改革初期、曾被主流文坛冷遇的作品，在数十年间持续获得读者的热忱回应，最终被追认为“文学经典”。2023年，刘继明的《Black and White》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英文版《Black and White》2025年由美国Vero Pubulishing出版），这部120万字的巨著同样以“接续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全景式写作”为追求，同样聚焦于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同样引发广泛讨论。

将这两部作品并置，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说《平凡的世界》是改革时代的“理想主义宣言”——歌颂在变革中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精神，那么《Black and White》则更像是对同一历史进程的“重审”——它质疑改革叙事中被遮蔽的代价，追问革命遗产的当下意义。有评论者敏锐地指出，“产生《平凡的世界》的时代正忙于与革命的时代告别，忙于把革命变成历史”，而《Black and White》则“把重塑革命历史与反思当下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差异的价值何在？本文认为，两部作品的分歧并非简单的“左”与“右”的政治标签，而是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面对革命与改革双重历史遗产时的两种认知范式。它们的对峙与对话，揭示了中国知识界在处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时的深层张力。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文学创作的思想地貌，更能为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入口。

1.2 研究现状与本文进路

学界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已相当充分，涉及城乡叙事、青年成长、现实主义传统、与《创业史》的对话关系等维度。关于《Black and White》，现有评论多聚焦于其“革命者后代与革命遗产”的主题，以及其与刘继明此前作品《人境》的思想递进关系。《人境》被认为“继承了路遥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然而，刘继明在谈到《Black and White》与《平凡的世界》的关系时，表现出审慎的保留态度，认为将二者简单相比“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平凡的世界》“符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价值观”。这一暧昧的立场本身就说明：二者之间既有承继，更有断裂。

本文拟从历史叙事、阶级话语、理想人格和文学功能四个维度入手，比较两部作品的异同，分析其差异背后的思想逻辑，并探讨这种张力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启示。

二、历史叙事：断裂还是延续

2.1 《平凡的世界》：改革叙事中的“合法继承”

《平凡的世界》的历史叙事以“改革”为核心轴。小说从1975年写至1985年，恰是当代中国从“文革”末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的关键十年。路遥的叙事重心在于呈现一种“断裂中的延续”——旧的集体化体制被扬弃，新的责任制带来生机，但变革的正当性并不来自对历史的彻底否定，而是来自对“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朴素愿望的回应。

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黑白”——一位老作家，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以柳青为原型。他毕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正当头》热情讴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在改革浪潮中发现自己“一生倾注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路遥借田福军之口安慰“黑白”：他的创作是真诚的讴歌，但毕竟有其时代局限性。这一叙事策略耐人寻味——它既承认革命年代理想主义的真诚，又认定改革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

《平凡的世界》的历史观因此呈现出一种“顺承”品格：它不是站在革命的废墟上嘲笑革命，而是将革命安置在“过去”的位置上，以“时代局限”之名完成了对历史的体面告别。这种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温和的历史智慧——它不否定前一个时代，但更热情地拥抱新时代。有学者指出，路遥在改革叙事中“重新启用传统价值规范”——如孙少安的“乡亲意识”“人情伦理”——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革命年代从集体形式出发强调共同富裕的基本诉求”。这意味着，路遥并不真正抛弃“共同富裕”的理想，但他将实现这一理想的路径从“集体化”转换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逻辑。

2.2 《Black and White》：在改革的阴影中“重访革命”

与《平凡的世界》的延续性叙事不同，《Black and White》的历史视野从一开始就带着对“断裂”的敏感。小说的时间跨度远超《平凡的世界》，从革命战争年代延伸至21世纪初，其叙事动力不是“顺承”而是“重审”：那些在改革叙事中被理所当然地宣布过时的价值——集体、阶级、革命理想——真的已经失去意义了吗？那些在改革中崛起的新秩序——资本、权力、消费主义——真的带来了“历史的终结”吗？

评论家张永峰指出，《Black and White》的写法“是一种接续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全景式的写作”，其独特之处正在于“不可能像《平凡的世界》一样，致力于造成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的断裂”。这一判断切中了要害：如果说《平凡的世界》以“告别革命”的姿态拥抱改革，那么《Black and White》则以“重访革命”的姿态质疑改革的未尽之处。

小说中“革命者后代”的群像设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历史叙事策略。五种革命者后代——从背叛革命遗产的“权贵资本主义代表”洪太行，到继承革命家风的陈沂蒙，再到在现实中重新认同革命传统的王晟——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革命遗产如何被分化、争夺、背叛或重生的复杂图景。这不再是一种线性进步的历史观，而是一种充满裂痕、冲突和未完成性的历史观。

2.3 “告别革命”与“重访革命”：两种历史态度的对话

两种历史观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改革与革命关系”的不同理解。《平凡的世界》将改革视为对革命时代“左倾错误”的纠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Black and White》则追问：改革的代价由谁承担？谁在改革中获益？革命承诺的“解放”在什么意义上被兑现、又在什么意义上被背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Black and White》虽然被认为“接续了路遥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又在根本的历史态度上与《平凡的世界》分道扬镳——它不满足于做时代的“见证者”，而要成为时代的“审判者”。

三、阶级话语：隐性伦理与显性政治

3.1 《平凡的世界》：阶级的伦理化

《平凡的世界》对阶级问题的处理，体现了改革初期文学叙事的一个典型特征：阶级话语从“政治分析范畴”向“伦理道德范畴”转化。

小说中，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悲剧是处理阶级问题的经典场景。润叶的父亲田福堂反对女儿与“泥腿子”少安结合，这固然有“阶级鸿沟”的成分——干部家庭与农民家庭的差异。但路遥的叙事焦点并不在于揭示这种鸿沟的结构性成因，而在于呈现少安的“自觉退让”——他以一种近乎自我牺牲的伦理姿态，选择放弃润叶、接受秀莲，从而避免了两家人之间更大的冲突。在这一叙事中，阶级问题被转化为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不是“社会应该如何”，而是“我该如何做人”。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孙少平的成长中。少平在煤矿的“黑”与晓霞的“白”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阶级的精神对话。有读者以“白尘”与“黑尘”的意象概括这种关系：“她是站在阳光里的‘白尘’，他是沉入地心的‘黑尘’。然而，他们的灵魂在精神的穹顶平等相遇”。这种“灵魂的平等”恰恰是以取消阶级的政治含义为前提的——它诉诸普遍人性、精神追求、爱的力量，而非诉诸改变不平等的结构。

有学者注意到，孙少安扩大砖厂、带动村民致富的行为，路遥是以“人情”“乡亲意识”来解释的，而非以“阶级觉悟”来解释。这使《平凡的世界》获得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伦理感染力，但同时也使“阶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从作品中隐退了。

3.2 《Black and White》：阶级政治的复归

与《平凡的世界》的伦理化路径相反，《Black and White》将“阶级”重新作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工具。小说的政治批判性正来自这一复归——它不再满足于追问“个人如何成为好人”，而是追问“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制造了不公”。

小说中的洪太行，与国民党特务头目的儿子白文合作牟利，在作品中“象征着对革命遗产的背叛和破坏”。这一设置本身即是一种阶级分析——它揭示的不是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结构性现象。从“木马计划”到“新马歇尔计划”，小说在历史纵深中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连续性：革命胜利并未消灭阶级敌人，敌人以新的形式潜伏在革命者内部。

这一叙事逻辑与《平凡的世界》形成了尖锐对照。在路遥笔下，改革是“分田到户、勤劳致富”的正剧；在刘继明笔下，改革则可能同时是“资本渗透、权力寻租”的悲剧。两种叙事都基于对现实的观察，但前者将观察结果归因于个人的奋斗与选择，后者则将观察结果归因于更深层的结构性力量。

3.3 两种阶级话语的文学命运

阶级话语在《平凡的世界》中的隐退与在《Black and White》中的复归，折射出中国文学40年间的一条思想线索。19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兴起，阶级话语逐渐被视为“机械论”“教条主义”而被悬置；到21世纪，随着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阶级话语又以新的形式重新进入了文学视野。

《Black and White》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回到1980年代之前的阶级话语，而是试图重建阶级分析的有效性。这一尝试充满了风险——它可能被批评为“激进”“怀旧”，也可能陷入对革命时代的“美化”。但正是这种风险本身，构成了一种思想姿态：拒绝在“告别革命”的共识面前保持沉默。

四、理想人格：劳动者、革命者与“新人”

4.1 孙少平与孙少安：改革的“劳动英雄”

《平凡的世界》塑造了两种理想人格的范型。孙少安是扎根土地的“实干家”——他从一个贫困的农民成长为砖厂主，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同时不忘带动乡邻共同富裕。他代表的是一种植根于“乡土伦理”的理想主义：勤劳、本分、有担当、知恩图报。有学者指出，路遥将孙少安从“为利润”的扩大再生产，“急剧扭转回了‘为共同富裕’的集资置业”，而他转变的动力不是“集体主义”或“阶级觉悟”，而是“朴素的乡亲意识”。

孙少平则是“精神劳动者”的代表。他在矿井下劳作，却始终仰望星空；他被命运的“黑尘”淹没，却守护着精神的“白尘”。他与田晓霞的爱情，是精神平等的象征——两个身份悬殊的人，以灵魂的高度相遇。读者将他与晓霞的关系形容为“理想主义对现实壁垒最壮丽的一次冲锋”。

两种人格虽然形式不同，但共享一个核心品质：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守护尊严。他们不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而是在给定的条件中完成自己。这种理想主义是“向内”的——它指向个人修养、精神境界、道德操守，而非指向社会变革。

4.2 王成：“人民之子”与“革命继承人”

《Black and White》的理想人格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评论者将刘继明笔下的理想人物定位为“人民之子”——他们虽身为知识分子或革命后代，却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底层民众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小说中五种革命者后代中，承载理想的是两类：一是“继承了革命的优良家风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高干子弟陈沂蒙”，二是“重新认同革命传统的战斗英雄子弟王晟”。王晟的形象尤其具有象征意义——他并非天生的革命者，而是“历经磨难和思想转变”，在现实中重新发现了革命传统的当代价值。这一“转变”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意识的觉醒”——从个人主义的生存逻辑中挣脱出来，认同于一种集体的、历史的事业。

与孙少平们不同，《Black and White》的理想人格不满足于“独善其身”，他们的价值坐标指向“兼济天下”——不是慈善式的帮助，而是对结构本身的改变。这种理想主义是“向外”的——它要求介入世界、改变世界，而非仅仅守护内心。

4.3 两种理想主义的对话与张力

将孙少平与王成并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理想主义的分野。孙少平的理想主义是个体性的、精神性的——他在苦难中坚守读书的习惯，在矿井下保持对美的敏感，这种“坚守”本身就是意义的全部。王成的理想主义是历史性的、政治性的——他的意义不在于个人修养，而在于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对现实不公的批判。

有评论者注意到，《平凡的世界》中借“黑白”之口表达了对被否定的革命事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最终被改革的“时代进步”叙事所安慰。而在《Black and White》中，这种痛苦被推向了更深处——它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遗憾，而是对历史正义本身的追问。

《平凡的世界》问的是：在变革的时代，个体如何保持尊严与善良？《Black and White》问的是：在变革的时代，被牺牲的理想和人群，由谁来追索正义？

五、文学的功能：证词、慰藉与历史审判

5.1 《平凡的世界》：作为“慰藉”的文学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持续打动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慰藉”。读者从孙少平、孙少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困境中的挣扎、尊严的守护、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小说告诉读者：即使身处泥淖，也可以仰望星空；即使平凡，也可以不平庸。

这种慰藉的功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它接受现实世界的基本框架，不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公正”，而是教导个体“如何在既定的世界中活得体面”。这正是它在改革时代获得广泛共鸣的原因——它以一种人道的、温暖的方式，为改革的阵痛提供了情感出口。

刘继明在访谈中曾对文学的“往低处写”倾向表示不满，认为“展示人性善和美，推崇崇高，接续路遥的路径，仍是文学最重要的使命”。这一表态表明他认同《平凡的世界》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但这种认同是有选择的——他继承了路遥对“崇高”的追求，却拒绝了路遥对改革叙事的全盘接受。

5.2 《Black and White》：作为“证词”的文学

刘继明在《Black and White》后记中提出：长篇小说是“时代的证词” 。这一判断揭示了《Black and White》与《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功能观上的根本差异。

“证词”意味着见证、作证、甚至审判。它要求文学不仅记录时代，还要对时代做出评判；不仅呈现个体的悲欢，还要追问悲欢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这使得《Black and White》的文学姿态更加“沉重”——它不提供轻松的慰藉，而是不断揭示裂痕、追问正义。有评论者指出，《Black and White》的写法“是新颖独特的”，因为它“聚集了上至庙堂中枢下至底层草根的社会各阶层典型人物”，其野心远超《平凡的世界》聚焦农村青年的格局。

当然，“证词”意味着一种文学的自觉——作者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更是历史的见证人。在这一意义上，《Black and White》延续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却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主流的“人道主义温情”拉开了距离。

5.3 两种文学观的合理性与限度

两种文学观各有其合理性与限度。《平凡的世界》的“慰藉”模式回应了普通读者对“生活意义”的渴望——在一个价值多元、快速变迁的时代，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伦理坐标。但其限度在于：当慰藉替代了批判，文学便可能沦为对现实的粉饰。

《Black and White》的“证词”模式保持了文学的批判锋芒，但也面临自身的困境——当批判姿态过于鲜明时，文学的形象塑造可能显得理念先行，人物的复杂性可能被政治立场所简化。评论者注意到，《Black and White》中五类革命者后代的划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类型化色彩，这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在道德复杂性上的探索形成了差异。

两种文学观的并存与对峙，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活力的来源。它们各自回应了时代的一个侧面——一个回应对意义的渴求，一个回应对正义的追问——而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同时倾听这两种声音。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Black and White》与《平凡的世界》的系统比较，揭示了两部作品在历史叙事、阶级话语、理想人格和文学功能四个维度上的深层差异。《平凡的世界》以“改革叙事”为框架，以“劳动尊严”和“乡土伦理”为核心价值，为变革时代提供了温暖的精神慰藉；《Black and White》则以“重访革命”为姿态，以“阶级意识”为分析工具，对改革发出了尖锐的追问。

两部作品的分野，不仅是个人创作风格的差异，更是当代中国文学面对革命与改革双重历史遗产时的两种回应方式。如果说《平凡的世界》代表了1980年代“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它不否定革命年代，但更热情地拥抱改革的“进步”——那么《Black and White》则代表了21世纪对这场“告别”的反思：革命真的可以一告了之吗？被宣布为“过时”的价值，是否真的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这种张力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一个价值日趋多元、共识难以达成的时代，文学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统一的答案，而在于让不同的声音得以呈现、让不同的追问得以发出。在这个意义上，《Black and White》与《平凡的世界》的对话，不仅是文学的对话，更是时代的对话——它远未结束，也不应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