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君主”与革命者人格
文/汪晖 学者专栏 来源：人境网（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垮台之后，全球各地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拉丁美洲的21世纪社会主义浪潮，东南亚如印度、尼泊尔的农民武装斗争，试图继承20世纪的革命遗产，但在新的条件下，其前景并不明朗；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所谓转型国家，社会抗议、“占领”运动、劳工运动和规模巨大的反抗浪潮，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终结后的“去政治化”状态。
社会不平等、金融危机、瘟疫流行、生态灾难，以及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治理危机，有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讨论此起彼伏，然而，尽管衰败的征兆不断涌现，“薄弱环节”裸露无遗，但能够熔断这些环节的政治力量似乎远不如疫病来得有力。
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尚未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阴影。用巴丢的话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构成了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共产主义序列，即将共产主义设想付诸实践的场景序列。他断言：这一序列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列宁主义、先锋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有效。“第二个场景序列已然终结，试图使之重新来过则毫无意义。”［1］
新自由主义浪潮催生了右翼保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一浪潮中失去工作和保障的劳动者成为右翼政治的支持者。当自由派悲叹民粹主义上升的时刻，左翼运动理应自问为什么会因为失去“锈带”地区劳动者的支持而陷于无力状态？层出不穷的抗议运动为什么缺乏清晰的政治能量，却每每陷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陷阱？
除了先锋党和大规模阶级运动的退场之外，领导力的软弱、左翼理论中战略策略讨论的匮乏，以及围绕具体的社会变革道路的路线辩论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而围绕政治路线、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策略的理论辩论，从而在劣势条件下获得领导权正是20世纪的政治遗产。
如何理解革命或变革运动的领导力？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
应该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实例来加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体系既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乌托邦，也不是一种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对于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们产生并组织集体意志的具体幻想的产物。《君主论》的空想性质在于这位君主并不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地和客观地出现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而纯粹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是领袖和理想统帅的象征，但通过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变化，那贯穿全书的激情和神话成分融为一体……”［2］
他接着论述道：
马基雅维利所探讨的是，一位想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这部书立论严谨，逻辑上无懈可击，识见超脱，学术上独树一帜，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在前面的叙述予以说服了的人民；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得到表现，对此他本人是意识到的，他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3］
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个人”，而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间不容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4］。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灵魂。然而，由于现代政党与国家权力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从而政党国家化、政党官僚化、政党去政治化或政党机会主义几乎伴随着政党的历史。如今政党的组织框架及其在国家体系内的位置依旧稳固，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提前终结。［5］
熟悉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曲折道路的人同时也会发现，那些在间不容发的历史时刻，以神话方式完成其使命的个人既是政党的领袖，又不能等同于政党体制本身：在许多历史关头，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常常与自己的政党及其主导路线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通过持久的、有时是残酷的理论和政治斗争，才获得党内的领导权。
这些连绵不断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也正体现了列宁的领导风格，即在最危险、最艰难的条件下，也必须坚持党内民主，扼杀公开和坦率的党内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扼杀了作为党的生命的民主集中原则。在1901-1902年写作的《怎么办？》一文的开头，列宁将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一句话写在文章的前面：“·……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6］
如果梳理列宁的理论斗争，我们可以将他的党内论敌排列出一个漫长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亚·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季诺维也夫、考茨基、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毛泽东在晚年甚至将自己与党的体制对立起来，声称自己一个人与人民站在一起。这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述，但也显示了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关头革命者甚至党的领袖与党的体制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刻紧张乃至对立或孤立状态。
那些具备革命者人格的领袖人物（但并不限于领袖人物）也正是推进政党的自我更新、重建政党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力量。因此，政党、人民与领袖的三者关系充满了张力，而革命者人格是通过献身斗争以维系和改善这一复杂关系的关键环节。
葛兰西将领导权问题归结为社会集团领导作用的两种形式，即“统治”的形式与“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政党通过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夺取领导权，也通过夺取领导权来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先进政党在夺取“精神和道德领导”亦即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政党内部通过激烈理论斗争以重新确立自身的目标、纲领和战略的过程，革命领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并起着重塑政党的政治作用。
在工人运动、阶级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人格）在20世纪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推动当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没有意义。在中国革命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诞生和《论持久战》、《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然而，在21世纪，由于全球和区域的条件不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已经难以重复。
2008-2009年间，我曾有机会深入尼泊尔和委内瑞拉的营地和乡村做些调查，不由得对这两个由左翼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进行对比：尼共（毛）拥有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政党，这是查韦斯所没有的。
他的政党只是为了适应选举而匆忙组织的机器，其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前政府中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党的人物；但相对于他的政党，查韦斯却是一个有理论视野和战略战术的政治家和魅力领袖，他通过与民众的直接互动越过官僚政党的藩篱，力图在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维持其政治的激进性。查韦斯政治的脆弱性源于其政党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魅力领袖的过度依赖。
与之相比，进入议会斗争时期的尼共（毛）是经过“十年人民战争”锻炼的政治组织，拥有雄厚的民众基础、干部队伍、组织结构和军事力量，但这一较为成熟的政党却未能涌现富于远见、立场坚定、战术灵活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关于当代世界和尼泊尔现实的理论和战略。在议会政治的框架下，激进政党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其领导人物无力通过与民众的互动重构人民政治，从而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失败。
尼泊尔的历史条件与委内瑞拉不同，前者地处南亚，深受印度教影响，种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后者地处南美，深受殖民地经济及其遗产的制约，石油产业控制在买办阶级的手中，地主庄园拥有大部分土地，种植业单调地集中在咖啡生产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农业。在过去十余年中，两国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透过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不同经验，从一种比较视野观察成熟的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条件，我似乎从领袖、政党、人民的三者关系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某些症候：
政党与国家连体，逐渐从一种大众性运动的领导者蜕变为官僚体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为了维持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毛泽东诉诸个人的威望，号召群众对党-国体制开战，个人威望在群众运动中达到高潮，却未能形成领袖-政党-人民之间的张力与互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有机的，其结果是国家逻辑取得支配地位，政党通过进一步融入或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制，延续革命时代的组织动员力量。
中国在紧急状态中呈现的超强动员力和组织力与这一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作为这一动员力和组织力源头的政党与其说是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不如说是国家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半个世纪以降，围绕“文化大革命”为何失败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其核心症结正是领袖、政党与人民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陷于破裂。这一关系的破裂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或转型的动因。
在动笔写下这篇纪念列宁的文字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和薄弱环节的理论。这个理论为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了方向。然而，稍作重新阅读，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被他身上凝聚起来的、属于他的时代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即革命者人格所吸引。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列宁形象建立在两个方面，即革命者人格和对东方革命的理解，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如何理解革命者人格？托洛茨基在谈及查苏利奇的道德力量时说：“革命者”这个概念对她具有超越阶级内容的独立意义。他举例说，有一次与查苏利奇谈及“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提法，但查苏利奇遗憾地否定道：“这不对，”又带着伤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补充说：“当然，可以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没有地方摆的人都列入小资产阶级的话。”［7］
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就是革命者。”1926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将列宁与孙文作为中国革命的两位革命领袖放在一起，他首先提及的也是革命者人格：
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们就可以比较的看他们。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列宁的人格伟大，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在俄国的人民非共产者，他们往往反对共产，却对于列宁个人非常崇拜。他们的革命精神，两人也有相同之点：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亲自说过二次革命失败亡命东京的时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为革命党人并没有损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这样，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8］
李大钊以为列宁和孙文的第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超出阶级利益范畴的能量，不仅获得其朋友和信徒的承认，而且也迫使其仇敌也承认其力量。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从不惧怕失败的永远的革命者。
这一观察与鲁迅的观点相互呼应。1926年3月12日，鲁迅在北京《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他说：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又说: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9］
革命者是一个“全体”，无论做什么，“全都是革命”。这个观点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对革命艺术的看法完全一致，鲁迅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概括为“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著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因此，要创造革命艺术，首先必须成为革命人；要推动革命，自然也先得有革命人。孙文就是这样的革命人：“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0］
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
在列宁的时代，除了表现为献身精神和个人素养之外，革命者人格还体现为一种把握主要矛盾并投入行动的能力，即所谓“第二天性”。这就需要在从事实际运动的同时，投入紧张的理论工作，以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辨别行动的契机，说服甚至击败同一阵营中的错误观点，构想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列宁最初“在《火星报》上谈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必须善于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以便抓住它，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托洛茨基评论说：“以后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思想，而且经常谈到链条和环节的本身形式。这种方法在他那里仿佛是从有意识的领域变成了下意识的东西，最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11］
列宁对形势的总体分析和具体把握最终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具体情境中的那个决定性“环节”，以致在具体的行动中，他常常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的事情搁置一旁。“他的这一‘缺点’只不过是他能对所有力量进行最伟大的内部动员的才能的一个反面，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12］
所谓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并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指的是一种时代判断力。1915年1月，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辨识时代特征的方法论。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般速度的情形。
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3］
与列宁所说的时代判断方式相反，混淆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模糊时代的中心力量，进而将在其他时代条件下也许合适的或正确的战略或策略搬至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之中，就形成了左的、右的、形左实右的、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机会主义。
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国际主义或纯粹理念，而是深刻地植根于民族生活之中的国际主义。1920年4月23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庆贺列宁诞辰50周年。颇有意味的是，这篇不长的文章的中心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列宁的“深刻的民族性”：“他扎根于俄国的近代历史，把历史予以归纳，给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登上了国际主义行动和世界影响的顶峰。”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领袖除了需要唯物辩证法的素养之外，“还需要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直觉力的潜在的创造性力量：能迅速估计形势，能去粗取精地分辨出本质和重要的东西，能凭想象力补齐画……主义统治中国的间接性而非直接性，从而存在着中国白色政权之间的持续战争和分裂。［27］这是中国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局势，也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局势的独特性所在，即一种不平衡的连同发展状态。
其次，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不仅在于存在着大量的贫苦农民（这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这一阶段综合性发展的形态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地区存在革命的经验和动员。［28］
第三，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取决于是否存在全国性革命形势的发展。［29］
第四，如果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而仅仅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也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尤其是无法造成长期的割据局面。［30］
最后，如果没有有力的革命组织，或虽然存在有力的组织，但经常犯政策性错误，则红色政权也不能存在。［31］
事实上，毛泽东的分析在当时并不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所理解，他的写作既是为现实的斗争提供战略和策略，也是以理论分析的形式与党内的其他主张进行斗争和论辩。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汲取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也让我们想起《火星报》的题词。在广阔的中国乡村，通过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将军事斗争、社会改造、统一战线、政权和党的建设综合在一起，锻造出以农民为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生力军，这就是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
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包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醒目地诉诸这一传统，将抗疫斗争概括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阻击战是对战役目标的界定，而人民战争和总体战则是对斗争性质的概括。人民战争体现为群防群控，从社区－家庭、单位－个人到不同层级政府的上下贯通，而总体战显示这场斗争是国家体系和国家能力的全面动员。20世纪的人民战争是克服帝国主义国家总体战的基本方式，从而人民战争与总体战是对立的范畴，而在21世纪，当疫情催生全面国家动员之时，政党再度诉诸人民战争的模式，形成新型上下贯通、横向支援的社会动员。
在抗疫第一阶段，全国各省派出四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江苏一省以市为单位派出13支医疗队，街道、村镇、学校、工厂和各商业机构成为抗疫的基础单位。［32］没有“人民战争”，国家体系常常陷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陋习。疫情初期，中国及时向WHO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通报了疫情，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研究成果，但疾控直报系统未能有效运行，地方官僚系统对于前所未有的突发性疫情缺乏敏感，判断失误，依旧在稳定和保经济发展的逻辑下习惯性地压制舆情、贻误战机。
全面有效的抗疫动员是在中央政府直接干预下形成的。与20世纪人民战争不同，抗疫“人民战争”是在国家总体战框架下展开的进程，其目标是以全民动员、科学防治的方式阻击病毒，而不是生成新的政治主体。
在紧急状态之下，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求被置于首要地位，资本增值与扩张退居次要地位，“人民战争”的罕见能量得以重新焕发，为抗疫第一阶段的胜利提供了最大保障。西方许多评论者将中国抗疫过程归功于“集权主义”，却无法辨识国家动员体制下“人民战争”的能量，也未能区分人民战争与总体战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一在紧急状态下—抗洪救灾、抗震救灾、抗疫救灾—一再呈现的能量能否突破其作为动员手段的命运，重新焕发人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再度催生“现代君主”与人民的同一性？在当代条件下（经济、技术、传播方式等等），这一能量能否弥合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断裂，为新型社会-政治形式提供动力？
在媒体和知识精英纷纷谈论瘟疫将改变未来世界秩序的话题之时，这是一个需要再度陈述的历史经验：没有新政治就不会有新秩序。因此，问题依旧是：怎么办？
永远的革命者与“胜利的哲学”
沮丧和忧郁伴随每一次挫败和希望的失落。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感伤的观察者以失败作为起点回望20世纪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的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与胜利的全新理解？
列宁逝世的时候，苏联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作为一个革命行动者，他的一系列政策转变也是在失败与胜利—尤其是失败—的交替中发生的。
“如果我们从列宁的很多战略教导中应该特别牢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所称之为重大转变政策的东西：今天到街垒去，而明天则到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畜圈里去，今天刚号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十月革命，而明天则去同屈尔曼和切尔宁谈判，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33］
“如果从西方响起了警报，——而它是一定会响起的，——那么即使我们那时仍将埋头于计算、平衡和新经济政策，我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鼓掌。）”［34］
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与胜利的丰富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与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与绝望、失败与胜利的文学/哲学解释，也是两种革命者的人格类型和他们的“政治哲学”。
在我看来，“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亦即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制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那种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为在失败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它为后来文学家们描述革命过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乐观主义脉络。1949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回顾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以一种不容辩驳的方式论述道：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35］
从再造主体的角度说，这一斗争、失败直至胜利的进程不仅是人民的逻辑，而且也是创造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的进程。鸦片战争以降的抵抗斗争并非由同一群人完成，在历次反抗的主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斗争－失败－斗争的逻辑将他们建构为日益成熟和强大的、从斗争和失败中走向胜利的“人民”。因此，“胜利的哲学”是以贯彻人民及其意志为宗旨的。
衡量失败的真正尺度不是失败自身，而是斗争的逻辑是否继续存在。鲁迅将孙文界定为“永远的革命者”—所谓“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续的失败来界定的革命者，“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持续奋斗的进程呈现自身的。［36］“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但不是唯意志主义。恰恰相反，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势――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拒绝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反对集体性的斗争；它从不将希望置于主观的范畴内，而试图在宽广世界中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反抗绝望的文学”与“乐观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却与“胜利的哲学”有某些相通之处。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哲学”最初诞生在艰辛和血泊之中，产生于对十分不利于革命势力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乡村，而不是城市，边区，而不是中心，成为革命战略得以展开的地方，但这一新空间的界定正来源于失败的局势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胜利的逻辑存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从而不同于盲目的乐观或玄想的希望。
“胜利的哲学”的蜕变，即从“胜利的哲学”转化为各式各样的“乐观的文学”，恰恰就在放弃了对于这种十分不利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从而也放弃了真正战略性和具体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弃了这样的思考，行动便可能失去方向，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之上，其结果是通过用“虚妄”埋葬“希望”来确证“绝望”的真理性，从而阻断了“反抗绝望”所包含的未来的维度。这不是胜利的逻辑，而是盲动的逻辑，也极易变成“转向”的逻辑，后者是用绝望替代反抗绝望的后果。“希望的文学”、“乐观的文学”是幻想的，而“反抗绝望的文学”、“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
革命者体现的正是“反抗绝望”与“走向胜利”论题的人格化，他们的确类似于“神话人物”（也因此一再以被污名化的方式打入“凡间”），但容我模仿葛兰西的语调说，“神话”最充分的表现形式并非作为集体意志组织的政党或其领导者，而是标志着集体意志已经在起作用的、组织力量的实际行动的推动者。这样的人格类型只能在行动中诞生，即便在无望的境地里，也能启发人们在自己的脚下点点滴滴、不屈不挠地发掘未来，进而促进运动的政治成熟。
列宁在1901-1902年写作的《怎么办？》正是“胜利的哲学”的典范：在不利的形势中，深入分析时代的特点、当前任务与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研究和策略辩论，促进整个斗争的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的相互配合，将阶段性任务与最终目标辩证地统一在具体的战略策略分析之中。
“怎么办？”是制定行动纲领并朝向胜利的命题。在后革命的和后政党的时代，重新提出作为20世纪的政治遗产之一的革命者人格问题，绝不是为了倡导个人崇拜或个人作用，而是为政治创新和行动提供灵感和激励—在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陷入普遍危机的时代，不仅在国家范围内，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新因素、新条件中不断地提出“怎么办？”的问题，逼迫我们具体地探索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可能性，不正是这个伟大遗产给我们的启发吗？
本文注释：
［1］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3］葛兰西：《狱中札记》，见《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2页。
［4］同上，第323-324页。
［5］葛兰西的如下论断在当代语境中仍然值得思考：“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定型和完成，但这是指每次进展都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而在某些党看来，也是指下面这种怪论可以成立：到了这些党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们的存在在历史上成为多余的时候，这些党才算彻底定型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只是阶级的专门名词，那么，不言而喻，一个提出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完成，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阶级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 （同上，第344-345页。）也是在上述意义上，我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提出“政党的提前终结”这一命题，原因是在阶级及其政治继续存在并有所扩张的时期，政党却由于其国家化而提前终结了。
［6］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页。
［7］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据莫斯科国家出版社俄文第二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7页。
［8］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1页。
［9］［10］鲁迅: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载于《国民新报》(国民党北京党部机关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1926年3月12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11］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00页。
［12］同上，第101页。
［13］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2页。
［14］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32、134页。
［15］同上，第135页。
［16］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6页。
［17］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9页。
［18］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17-518页。
［19］［20］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孙逸仙》（第九章协力林添贵，人物小传协力杨诗韵），温哈溢译，台北市: 时报出版，2010年，第324页。
［21］［22］第六十期《真理报》(2991号：1925年3月14日)，转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23］同上，第324-325页。
［24］［25］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641页。
［26］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页。该文原为“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宁冈步云山）”，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包括标题和内文均有修订，但基本意思没有变化。原文及校订见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二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年，第15-23页。这里仍按《毛泽东选集》修订后的文字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