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明 来源：播火者网站 2026-10-11 1831

我只知道，如果连记录不公都需要小心翼翼甚至获罪，那么最后留下来的，可能就只剩下一种非常干净、非常安静、也非常没有人的社会。这样的安静，是死寂与丧钟。对此，我不能沉默。因为，沉默就是共谋。

2026年9月14日，一个叫冯睿的年轻人被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于越秀区看守所。到今天，已经快一个月了。

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小五”，运营着一个叫“恰帕斯东风电视机”的公众号。这个号做的事情很简单：记录劳动者的处境——欠薪、裁员、工伤、超时工作——并连续多年发布劳动权益年度盘点。

冯睿20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没有走那条“更体面”的路。据《南风窗》报道，他去了皮村，在工友之家工作，“父母当然不愿意，他们希望他能跟别的人一样，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兴趣在工人、农民这样的话题里”。

他连续五年做劳动权益盘点。2025年的那份，约十万字，引用了589个不同来源，其中近40个是政府网站，七十多个是官方和国有媒体。

他在盘点前言里写道：“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要盘点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跳舞，而不是为了记录不公。”

一个希望自己“失业”的记录者。因为那意味着不再有不公需要被记录。

对于这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大多数主流媒体选择了沉默。

但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沉默。

如果我们都选择沉默，下一个被装进“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的，可能就是任何一个人。

“寻衅滋事”这个罪名，长期因边界模糊而受到争议。刑法第293条列举的四种情形——随意殴打他人、追逐辱骂恐吓、强拿硬要损毁财物、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说的都是对人身、财物或公共场所秩序的直接侵害。

冯睿殴打了谁?恐吓了谁?强占了谁的财物?

把网上发文定为寻衅滋事，依据的是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中“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的规定。但前提是“编造”和“明知是编造的”。冯睿的盘点引用了近600个来源，其中大量是官方渠道。如果这些信息有假，造假的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央视?

最高检的官方论述明确指出，寻衅滋事罪的核心本质是“危害公众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预期”，保护的是“社会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一份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的劳动权益盘点，让哪个公共场所停摆了?让哪项公共活动中断了?让谁“出门可能被人打”了?

一个人被欠薪，不会因为没人讨论就拿到工资。一个人被恶意裁员，不会因为没有文章记录就恢复工作。不公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它只会变得不可见。

很多劳动者是没有声音的。他们没有记者，没有公共账号，没有能力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一篇能被很多人看到的文章。一个工人被拖欠几个月工资，一个外卖骑手在雨里跑了一天拿着微薄的单价，一个年轻人突然被通知裁员——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真实的人生;但事情过去以后，它们往往很快就消失了。

冯睿愿意把它们留下来，至少让别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就是劳动权益记录最朴素的意义。它不是在“制造”矛盾。很多矛盾在被记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记录者只是把它们从一个人的遭遇，带进了公共视野。

仅凭这一点，他就称得上是一位勇士。

冯睿的公众号最后一次更新停在2026年2月15日，是一首诗。诗的结尾写道：

“想到下一次见面时，我们会处在怎样的监狱里，而你仍然坚持为我祝福。”

这句话的悲凉在于，他已经预知了自己的结局，但仍然保留了某种真挚的愿望。

八年前，我曾经为几位被刑拘的青年写过一篇文章《不能忘却的记念》，今天，又要为一位同样遭遇的青年写下这些文字，心里不禁隐隐作痛。

我不知道冯睿此刻在想什么。我只知道，如果连记录不公都需要小心翼翼甚至获罪，那么最后留下来的，可能就只剩下一种非常干净、非常安静、也非常没有人的社会。

这样的安静，是死寂与丧钟。

对此，我不能沉默。因为，沉默就是共谋。

2026年10月11日

第一个为此公开发声的著名作家、大知识分子

刘继明 · 2026-08-01 · 来源：左评 | 微信公众号

将资本从资本主义中剥离的修辞，是当代一切修正主义者的话术。

在主流学界和舆论场，经常有人说“资本”如何如何，而刻意回避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企图将“资本”与“资本主义”这两个历史性范畴加以割裂，宣称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纯粹中性的生产要素，脱离其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进而为资本主义制度披上某种“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伪装。这种话语陷阱，正如有人将国企等同于社会主义一样，绝非单纯的疏失，而是一种有着明确意识形态意图的理论陷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在于对资本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庸俗经济学将资本等同于厂房、机器、原材料等物质资料，进而将其自然化为任何社会生产都不可或缺的技术要素。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本身并不天然是资本，只有当它们被置于特定的、历史性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充当着剥削雇佣劳动、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转化为资本。因此，资本的实质不在于它的物质载体，而在于它所承载的阶级关系——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与无偿占有。

将资本从资本主义中剥离的企图，恰恰否认了这一根本规定性。它试图将资本抽象为“纯粹的生产力”，仿佛只要人类进行集体生产，就必然需要某种“资本”。这种论调忽略了资本的历史性前提：它必须以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为历史条件。离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便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因此，谈论“非资本主义的资本”或“脱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在逻辑上无异于谈论“没有主人的奴隶制”或“没有君主的王权”——它抽掉了该范畴的核心矛盾，使其沦为空洞的能指。

资本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张、自我增值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揭示了资本运动的铁律：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不断扩大再生产，通过竞争与积累推动技术的强制变革，同时将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纳入其统治之下。资本的这一内在逻辑，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机制。换言之，资本的运动规律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不存在“本质”与“表象”的区分，前者正是后者的活生生的心脏。

当某些论者主张“利用资本但不走向资本主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幻想资本可以停止其内在的扩张趋势，可以放弃其对劳动的控制权，可以不再寻求利润最大化。然而，资本的每一个细胞都浸透着对价值增殖的渴望。一旦停止增殖，资本便不再是资本，而退化为闲置的货币或废弃的设备。因此，接受资本，就意味着接受其全部内在规律——包括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劳动异化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臣服。所谓“只取资本之利、不受资本之害”的折中主义，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改良主义幻想，它在理论上割裂了事物本质与其必然表现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一话语陷阱的深层动因，在于其特定的阶级立场。它表面上似乎承认了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却又试图为资本涂上一层“中性”“全民”或“国家”的保护色，从而规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批判。这种策略的意识形态功能十分明显：一方面，它消解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界限，使“趋同论”“融合论”获得看似合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用技术决定论和历史虚无主义遮蔽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真相，以及资本在当代世界体系中持续造成的剥削、危机与不平等。

更为危险的是，这种话语往往借助“发展”“效率”“创新”等具有正当性的价值词汇进行包装，将资本美化为单纯的“增长引擎”或“活力源泉”，而对其系统性、结构性的破坏力量讳莫如深。它诱导人们相信，问题只在于如何使用资本，而不在于资本本身的结构性统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坚决反对的拜物教意识——它将人创造的社会关系，重新神化为支配人的自然力量。

戳破这一话语迷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分析，资本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式范畴，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环节。它与雇佣劳动、商品交换、私有财产、国家权力等环节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试图将其单独抽离的尝试，都会导致对整个有机体的误判。正如人体各器官离开整体便无法定义其功能，资本一旦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经济性质和政治意涵便会完全改变。

将资本从资本主义中剥离的修辞，是当代一切修正主义者的话术。它回避了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模糊阶级对抗的界限，掩盖其假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的真相从来不在它的物质形态里，而在它借以支配劳动、并不断再生产出阶级统治的历史运动中。承认这一点，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通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资本的改良式嫁接(所谓骑资本主义的马，走社会主义的路)，而是对其所依附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的批判。唯有如此，才能走出修正主义的迷宫，朝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迈进。

2026年7月31日

刘继明 · 2026-07-17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惩罚两个具体的人，不过是对异化机器的局部“清淤”;而左派的任务，是瞄准那台机器本身——追问为何创作劳动被异化为套利工具?追问为何文艺的评价权被垄断在封闭的圈子内部?追问为何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能轻易消解“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追问为何“人民”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在市场逻辑中总是被抽象为“用户流量”，在权力逻辑中总是被排斥为“圈外人”?

人大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西北大学认定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并解除聘用关系。舆论场一片欢呼雀跃叫好之声，乃至一些“左派”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仿佛人们期盼的公平正义真的降临了。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蒋方舟与贾浅浅，从来不是两个孤立的“学术失足者”，而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逻辑与权力—资本合谋结构在文艺场域投射出的典型标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资本主义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拖入交换价值的漩涡，使“一切神圣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当这套“趋利—自肥”的逻辑全面渗透文艺创作，文化生产便不再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沦为资本增殖链条上的一环。

但仅仅批判资本逻辑是不够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资本并非孤独地运作，它与行政性权力、符号性权力深度缠绕，形成了一种远比西方自由市场更复杂的权力—资本共谋结构。

从这一视角出发，所谓的“学术不端”不过是表象，本质上是文艺领域生产关系异化与权力寻租的必然产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为商品，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但这一异化过程在当代中国文艺场域中，被权力垄断的因素进一步强化和扭曲。

蒋方舟年少成名，其“天才少女”的符号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市场自发定价，而是媒体资本与体制内文化权力的共谋产物——她获得的是市场流量与体制认证的双重加持。

贾浅浅则更为典型：她依托父辈在文艺体制内积累的符号资本与关系网络，其“诗人”身份的确立、职位的晋升、资源的获取，都离不开一个封闭的、代际传承的文化权力体系。

蒋方舟、贾浅浅是如此，早些年的韩寒也是如此。都是权力垄断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具体展开——权力的世袭化与资本的逐利性相互喂养，共同制造了一个“准入封闭、利益内循环、评价权自授”的小气候。

当文艺作品不仅被当作商品来生产和评价，而且被当作权力地位的“身份标牌”来占有和展示时，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就被三重遮蔽：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被权力等级的关系遮蔽，被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潜规则”遮蔽。作品不再承载“为人民服务”的交往功能，而是成为积累个人文化资本、巩固体制内地位的“投资品”。谁掌握着评价权、准入权、资源分配权——谁就能在文化市场上制造“赢家通吃”的局面。

蒋方舟论文涉嫌抄袭而能长期不被追究，贾浅浅诗歌引发广泛质疑却仍能进入作协、获得教职，这一“问题曝光前的沉默”本身就是权力垄断的产物：对既得利益者的批评被内部消化，批评的武器被体制性消音，直到舆论压力积累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才以“惩戒个体”的方式完成一次象征性的仪式净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异化与垄断绝非文艺界独有，而是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在全社会各领域深度结合的普遍后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他的对象”，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他自己相异化”。而当权力垄断介入这一过程，异化便从经济领域蔓延至社会关系的每一个毛孔——学术圈的“论文工厂”与“学阀垄断”、某些行业的“二代”世袭与资源圈占、地方体制内的“近亲繁殖”与利益输送，其底层逻辑惊人一致：凡是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能够携手渗透的领域，“趋利自肥”便成为了潜在原则，公共价值被私人利润吞噬，社会效益沦为经济效益的注脚，权力的垄断确保了这套游戏规则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被轻易撼动。这不是道德的集体滑坡，而是生产关系与权力结构在市场化浪潮中的系统性问题。

因此，真正的左派批判，绝不能止步于“打假”的快意。 欢呼“学术不端终受罚”，不过是资产阶级法学观的朴素翻版，它只惩罚越轨者，却不质疑规则本身的合法性，更不追问是谁制定了规则、谁垄断了规则的解释权。

马克思主义告诫我们：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要彻底，就要触及事物的根本。这个根本是什么?是当“一切向钱看”的市场原则与“圈子内循环”的权力原则共同成为社会的潜规则时，“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只要文化生产的指挥棒仍然由市场利润率与权力圈层的偏好来把持，而非由人民的真实需求和社会主义价值方向来引领;只要文艺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仍然被裹挟在“流量—变现—圈子认证”的封闭赛道上，而非面向广阔的基层与劳动人民;只要评价权、准入权、资源分配权仍然集中于少数可以代际传递的垄断性结构之中——那么蒋方舟和贾浅浅就永远不是最后一批牺牲品。

惩罚两个具体的人，不过是对异化机器的局部“清淤”;而左派的任务，是瞄准那台机器本身——追问为何创作劳动被异化为套利工具?追问为何文艺的评价权被垄断在封闭的圈子内部?追问为何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能轻易消解“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追问为何“人民”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在市场逻辑中总是被抽象为“用户流量”，在权力逻辑中总是被排斥为“圈外人”?

不回答这些问题，不将批判的矛头从个人品行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机制和权力垄断的自我巩固机制，一切欢呼都不过是在为同一台异化机器更换零件，而非拆解它。

左派不必满足于只为蒋方舟、贾浅浅的“倒掉”而欢呼，因为她们本就是那台机器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那台机器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产出的“合格品”;左派应该为之警醒的，是这台机器仍在轰鸣，权力垄断的链条仍在加固，而我们的批判是否还保持着马克思当年解剖“商品拜物教”时那份直指本质的锐利，是否还敢将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资本与权力这两个相互缠绕的维度。

这才是左派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

2026年7月17日

刘继明 · 2025-09-17 · 来源：人境院公众号

主流精英之所以执着地美化宁学祥们，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旧中国已不再＂旧＂，新中国也不再＂新＂，人民史观又变成了精英史观，这也是影视界“民国热”（以及帝王将相热）一直持续不断的奥秘。

一

根据山东作家赵德发小说改编的央视热播剧《生万物》被批美化地主老财，丑化穷苦农民，是一部剥削阶级的“翻案剧”，在网上遭到万众炮轰和声讨，以至于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亲自下场，指责批评者上纲上线，扣政治大帽子，呼吁文宣主管部门“该播就播”，不能让极端言论肆意定性，扼杀创作自由。类似场景在近年的舆论界并不陌生，从《白鹿原》到《生死疲劳》、《软埋》等，同样的题材和主题屡见不鲜，业已成为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告别革命以来的主流叙事模式。《生万物》并未走得更远，只不过原著的影响没有前面几部作品大而已。

二

在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乃至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早已成为主流叙事的当下，民间舆论对《生万物》等的批判，不仅丝毫撼动不了精英们掌控的文化领导权，反而可能遭到进一步打压。对左翼来说，这与其说是关于文艺创作的争议，还不如说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敌后抗战，虽然取胜无望，却能戳穿精英们罗织的谎言，为历史留下又一份血写的证词。

三

在民间对《生万物》铺天盖地的声讨中，由官方权威机构主办的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还是如期举行了。这自然激起了新一波的批判潮，许多人为研讨会以抽象人性论和“真实年代剧”之类名义替《生万物》站台表示愤慨和不解，不明白主流舆论为何要逆大多数民意而不顾，去美化一个曾经被共产党宣布为反动阶级以及滋生其存在土壤的“旧中国”。他们不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不是被讲述的历史，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主流精英之所以执着地美化宁学祥们，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旧中国已不再＂旧＂，新中国也不再＂新＂，人民史观又变成了精英史观，这也是影视界“民国热”一直持续不断的奥秘。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

刘继明 · 2025-01-27 · 来源：人境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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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种矛盾到今天，已经累积到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未来一些年，可能会更加激烈尖锐、长期被压抑的无产阶级和左翼力量，将通过舆论斗争进入到社会运动的前沿。

今天是第一次讨论课，算是一次见面会吧！类似的讨论，我们在半年的学期当中，还会进行多次。

大家从各自的角度，有的是从理论出发，有的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讲的都挺好的。我在开班仪式上讲过，作为一个写作者，或者立志成为一个红色写手的写作者，感情关，立场关和语言关，是必须要过的，咱们这个研修班，跟无论是作协还是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都不同。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主流意义上的作家。现在的主流文化，差不多成了资产阶级文化的代名词，整个文艺界已经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产业链条中的一环。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他们所接受的，或者说传播的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论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包括网络上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作家这个称谓都快变成贬义词了。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几乎就是一个堕落的符号。丑闻最多的也是文艺界，文艺圈。

这40多年，我们很多好词，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前30年都是一些很正面的词语，都被败坏掉了。所以说我们的写作研修班，不是为了培养这样的作家。现在从中国作协到各省的作协，每年都会办很多研修班，有的还是跟高校合办的，他们的目的是培养作者发表出版作品乃至获奖，成名成家，然后各级作协拿这个去报业绩和申请经费什么的。

20多年前，我参加过中国作协的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那个班上聚集了当时文坛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后来大多数都当了各省市的作协主席或副主席了。我也不止一次给作协的青年作家研修班讲过课。这些学员脑子里就是为了成名成家，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头至尾接受的都是三四十年来流行的“纯文学”理念。在这样一种文艺生产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作家，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文艺界的堕落，以及整个作家艺人群体的堕落，和其他行业领域的堕落，没什么区别，是整个社会资本化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个研修班打出培养无产阶级红色写手的旗号，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种矛盾到今天，已经累积到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未来一些年，可能会更加激烈尖锐、长期被压抑的无产阶级和左翼力量，将通过舆论斗争进入到社会运动的前沿。在现实斗争到来之前，势必会有一场激烈的文化较量。有一本书叫《前奏》，讲的是文革爆发前的意识形态斗争，其中写到批《海瑞罢官》，那就是一场文化斗争。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左与右或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不可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这个写研班是为文化斗争培养和准备人才。目前的现实格局下，左翼或社会主义力量的边缘化处境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只有当社会结构出现松动，权贵资本对社会的掌控出现失控时，才有可能重新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并通过艰苦斗争，迎来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在这之前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我们没法像算命先生那样测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窗口期的到来，距现在有多长时间，我们没法测算出来。舆论场上有人把这个称为中间阶段或垃圾时间。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不知道，但左翼是不是就可以无所作为呢？不是的，左翼应该为可能到来的现实斗争积蓄力量，做好思想和人才上的准备。所以，红色写手或有志于成为红色写手的人，要从脚下开始，从当下开始，从走好第一步开始，认真学习，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和写作本领，在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文化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这个研修班的教学方式，跟体制内的各种研修班不一样，跟大学的创意写作也不一样，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斗争的实践出发。这就意味着学习同时也是一种斗争，不仅是听老师讲课，听我讲课，或者听其他老师讲课，而是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互相学习。咱们这个班上有年轻同志有中老年同志，有各行各业的，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有大学生，也有农民及其他社会阶层的，这里面就有一种互相学习的条件。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每次听课和讨论的机会。

后续学习过程中，可能还会布置一些写作作业，包括讨论，都不是无的放矢，我们会针对学员的作品，每一篇或者一些代表性的文章，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只有通过这种写作实践和讨论，才会真正的对大家有启发，有所提高。那种大学课堂上空对空的理论或“写作教程”，是不可能培养真正的的作家，更培养不出无产阶级的红色写手的。最终还是要靠实践，包括个人的勤奋，也包括对社会重大命题的思考，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的斗争实践中，担当起先锋队的重任，做21世纪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闯将。

好，今天的讨论课，就到这里结束，祝愿大家写出好的文章和作品，无愧于红色写手这一光荣的称号！

2026-10-03 15:37:49  来源： 时间证词   作者：刘继明 （原作于2021年6月3日）

AI摘要

• 柳青的《创业史》被誉为"十七年文学"最高成就，但2021年电影《柳青》首映票房仅17万元，遭遇惨败

• 刘可凤《柳青传》中"柳青和女儿的谈话"呈现柳青对合作化运动持质疑态度，称"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

• 评论者认为《柳青传》将柳青与《创业史》剥离，在还原"真实柳青"的同时也解构了柳青形象及所反映的时代

• 郭松民批评电影《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未超越伤痕文学水平，落入平面化、概念化窠臼

• 文章以"柳青是谁？谁的柳青？"追问柳青形象在不同立场解读下的分裂与困境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收起

　　一

　　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2016年夏天，我曾经去西安郊区拜谒过柳青墓，并参观了落成不久的柳青纪念馆。柳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史诗”，被誉为“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的经典作品。所谓“三红一创”中的“三红”指《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指的就是《创业史》。但在实际评价上，《创业史》的地位则要比“三红”高得多，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当代文学学者以及高校中文系学生和研究生，都把柳青及《创业史》当做热门的研究课题和对象，出现了长盛不衰的“《创业史》热”和“柳青热”。在普遍看淡甚至否定“前三十年”文学的主流学界，柳青获得的这种殊荣无疑是少见的，相较于同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艳阳天》及其作者浩然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更是堪称奇迹。在2016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最高领导人提到的一长串中外经典作家名单中，柳青以唯一的一个“前三十年”作家的身份赫然在列，无疑加重了其作为经典作家的份量，特别是近年来柳青被当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广受推崇，使得他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学界，而呈现出某种符号化乃至偶象化的趋势。

　　但就是这样一位偶像级作家，根据其生平事迹创作的电影《柳青》，首映第一天的票房才区区17万元，且至今没有突破百万。而同期引进的美国大片《速9》首映票房3.16元。即便同为以作家生平创作的《红尘滚滚》（张爱玲）和《黄金时代》（萧红），在当时也曾吸粉无数，创下过不俗的票房。这的确有点儿匪夷所思。以至有人发出一声叹息：“这真是一种令人无地自容的尴尬。”

　　在我看来，电影《柳青》在票房上遭受的惨败，一方面表征了主旋律作品在资本控制的电影院线市场面临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柳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内部的裂缝。这种“裂缝”不只是存在于电影《柳青》，而是同柳青的女儿刘可凤前几年出版的那部《柳青传》一起共同“打造”的。

　　二

　　由于没看过《柳青》这部电影，我对影片本身无权置喙。郭松民先生是一位资深影评家，我相信他的下述评论是准确和中肯的：

　　主创人员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复述了伤痕文学的结论，比如《柳青》对大跃进的表现，就几乎和张艺谋在1994年拍摄的《活着》如出一辙。

　　《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解读，只有一个理由“过好日子”，这是一种纯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式认知，但合作化运动的目标远不止此。

　　本质上，合作化运动是建设新社会的一种尝试，是要彻底终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合作化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对农民来说，合作社-人民公社不仅是一种经济共同体，也是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农民将第一次获得来自集体的保障，农民也第一次不再被动地接受和适应环境，而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大规模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甚至开始建立自己的“社队企业”……

　　但所有这一切，在《柳青》中，都没有得到展示。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合作化运动最初的“蜜月”之后，导演田波用一组极具象征性的镜头，暗示了他对合作化运动的评价——大雷雨之夜，运送粮食的大车，深深地陷在泥泞之中了，无论拉车的牲口怎样挣扎，推车的农民如何卖力，大车都纹丝不动。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由于长期被平面化、概念化地表述，因此，特别需要《柳青》这样的作品，但《柳青》也落入了平面化、概念化的窠臼——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

　　——郭松民《电影<柳青>：何以沦陷》

　　柳青说过，“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七十年代，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柳青仍然在病床上精心修改《创业史》的第二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青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农民循着合作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对于《创业史》的不少研究者和读者来说，电影《柳青》中的这种描写肯定会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但这并非编导心血来潮凭空杜撰，而是有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是柳青女儿刘可凤撰写的《柳青传》。

　　《柳青传》出版于2016年，出版社是在文学界素有“国社”之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于对柳青的崇敬，该书甫一出版，我就在当当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柳青，跟文学史上那个业已经典化的“人民作家”，显得那么陌生、怪异和另类，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甚或像是被塑造出来的柳青的“反对者”。

　　我被一种疑惑、失望和迷惘的复杂感受攫住了。但出于对刘可凤作为“柳青女儿”的尊重，如同强迫自己吞下一枚苦果，我不得不接受了“这就是真实的柳青”的事实。

　　三

　　《柳青传》细致地记录了柳青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子弟转变为进步青年并走上革命道路，直至成为“革命作家”的曲折经历，完整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柳青辞去《中国青年报》编委，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最终写出传世之作《创业史》的全部过程。柳青的经历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那批“解放区作家”如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和魏巍等人一样，都经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其文学生涯同革命工作密不可分，也大多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创作出了各自的重要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等等，柳青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柳青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父亲虽然在陕北，但他没有聆听这次讲话，因为1941年他下乡到米脂县组织乡选，和农民一起搞‘减租保佃’活动去了。父亲说：‘后来我读了这个《讲话》，我是拥护《讲话》基本精神的，因为这之前，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柳青传》453页）五十年代初，丁玲写过一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谈”，题目就叫《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生活和感情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是毛泽东向革命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柳青显然也是自觉践行“讲话精神”的作家之一。五十年代初期，柳青主动申请到农村“安家落户”，也是为了“写书”，是《讲话》精神的延续：“新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长期地，不是暂时地，也不是时断时地；无条件地，是不甘成败，也不避艰险；全心全意地，不是半信半疑，更不是三心二意。这样的理解，不是咬文嚼字。”（《柳青传》453页）通过柳青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讲话》精神的践行，是真诚、自觉和积极热忱的，没有任何保留，更看不到丝毫勉强和“被迫”。

　　更重要的是，柳青通过《创业史》向读者传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和信心。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局”，他抄录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决议和指示，议论道：“全面地论述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历史家的工作。生活故事的作者，只想在故事第一部结束之前，向读者摘引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十月决议的这些光辉论断，要知道，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比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历史巨人的脚步并不乱。没有上帝！是辩证法同志决定：旧势力在灭亡以前嚣张和疯狂，让它刺激我们逼使我们很快地发动消灭旧势力的斗争，义无反顾！”（《创业史》49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柳青的这些议论，跟《创业史》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是和谐统一的。让你觉得，他不仅通过手中之笔，而是用自己全部身心创造出了《创业史》。对于他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记录者，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姿态投身进去，不但直接参与解决皇甫村合作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被反对合作化的“坏人”视为眼中钉，暗中“盯梢”，差点儿被害，而且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将全部稿费捐献给了当地农村。1964年，柳青在致责任编辑的信中说：“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以及作家要唤起读者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破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柳青传》473页）。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柳青都达到了罕见的高度。无独有偶，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后，也曾将全部奖金捐给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他们这种“公而忘私”的行为不单是某种个人的道德风范，而是那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激励和催生出来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柳青对他所出的那个时代不是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尚的行为，也不可能写出《创业史》这样的作品的。也就是说，《创业史》不是作家孤立“创造”出来的，而是作家和时代共同孕育的果实。这并不是抹杀作家的个人劳动，而是说明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而深刻的“互文”关系。

　　四

　　《柳青传》封面上书名旁边有一行文字：“柳青和女儿的谈话”，这并非一种不经意的处理，而是表明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柳青传》真正引人注目和细人眼球的，不是记述柳青生平和《创业史》创作及出版经过的内容，而是占不到全书篇幅四分之一的“柳青和女儿的谈话”。正是在这部分内容里，作者才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与文学史上《创业史》的作者迥然相异甚至相反的陌生、另类的柳青形象。

　　柳青女儿的谈话涉及到历史、政治、文学以及具体政策和对共运史上领袖人物的评价，内容十分丰富。在“未完成的《创业史》的构想”这一节里，柳青说：“邓子恢提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接受了苏联合作化的教训以后提出来的。”邓子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小脚女人”是毛泽东针对邓子恢“稳步调整”的“右倾”保守主义政策提出的批评。柳青还在谈到第四部的创作计划时说：“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走上路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的明显些。”这段话多少给人一种“投机”的印象，表明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看法已经同他写《创业史》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某种怀疑。后来，柳青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在“对合作化的长期研究和思考”这一节里，柳青再一次明确指出：“合作化这条路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在我们工作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左’的错误，以后，不但没有纠正，而是越来越严重，如果方法对，不出这么严重的偏差，可以想象，我们国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柳青传》495页）

　　这就不仅仅是对合作运运动中某些具体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而是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一节里，柳青提出了若干“惊世骇俗”的观点：“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在延续五百年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将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他还说：“一种鼓励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和以后总限制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将造成两种相反的历史面貌，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于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甚至于同一种社会制度，由于不同的统治，有些是相反的时代……十九世纪的美国主要靠的是国家扩张和个人发财的世纪，在十九世纪，追求自由思想的大多往法国跑，所以，英国和俄国的古典大师们在法国交了朋友。”“在当代，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是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怀疑，不能异议……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现象，在民主的情况下，任何幼稚的人和凶恶的人，都不能凭借权利胡作非为……”

　　柳青的这些言论，如果略去出处，很多人大概以为出自某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口。

　　对于熟读过《创业史》的人来说，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显然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柳青”， 人们甚至要问：如果柳青真的像“柳青和女儿的谈话”中呈现的那样，岂不等于他否定了《创业史》吗？或者说《创业史》中描写的那一切还值得信赖吗？

　　抑或说，到底是柳青否定了《创业史》，还是《创业史》否定了柳青呢？

　　刘可凤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父亲现在文字表现出来的，与他完整思想和生活经历的全貌那么扭曲，片面，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他没能留下完整的艺术作品和系统的思想见解。”（《柳青传》476页），所谓“完整的思想”，便集中体现在“柳青和女儿的谈话”之中。刘可凤曾经对柳青因《创业史》被人视为“极左”而耿耿于怀。因此，她在《柳青传》这本书里所做的，就是把柳青和《创业史》分开，还原一个“真实的柳青”。作为柳青的女儿，这种努力也许无可非议，但实际造成的影响却是，她固然通过亲历的第一手材料，把柳青从《创业史》的巨大“阴影”下解放出来了，但同时也解构了柳青和《创业史》之间的互文关系，颠覆了被文学史固化的柳青形象，从而也颠覆了《创业史》连同其反映的那个时代。

　　柳青曾经说：“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但现在，我们还能相信柳青说的是真话吗？

　　柳青百年诞辰之际，某“右翼人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如何能相信柳青的《创业史》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呢？

　　柳青和《创业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一个连体生命，把任何一方单独肢解出来，都将给另一方造成灭顶之灾。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创业史》，也就没有柳青。离开了《创业史》的“柳青”，还是柳青吗？

　　五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柳青》。

　　郭松民说电影《柳青》把作家柳青塑造成了“中国的托尔斯泰”：“在‘柳青’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两张照片，一张就是托尔斯泰的半身像，另一张则是‘柳青’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在托尔斯泰的幕前伫立默哀的照片。这两张照片的特写多次出现，每当‘柳青’遇到困难时，就会注视着这两张照片，以获得安慰和力量。”

　　而在我看来，刘可风的《柳青传》把柳青塑造成了另一个“顾准”。

　　像柳青一样，顾准也在民主革命时期义无返顾地追随共产党，经受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顾准是中共党内最早反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并因此被划为“右派”，直至“含冤去世”。新时期顾准获得平反，他的一些思想被重新发现，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参照，顾准也因此被自由派视为先驱者，在知识界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拥囤。

　　电影《柳青》上映前，曾经请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站台”。张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并同厉以为、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被视为顾准思想的传人。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郭松民所说，电影《柳青》的“主创人员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复述了伤痕文学的结论，比如《柳青》对大跃进的表现，就几乎和张艺谋在1994年拍摄的《活着》如出一辙”了。

　　但问题不在于电影《柳青》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也落入了平面化、概念化的窠臼”，而在于其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历史的合理性。相当长时期，乃至在最高领导人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后的今天，这种认知仍然被视为“政治正确”，以至刘可凤不惜将柳青与《创业史》剥离开来，以迎合这种“政治正确”——这才是应该引起我们思索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柳青》提出的绝非只是一个理论命题，还是一个现实命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不只是怎样评价柳青和《创业史》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前三十年”，以及“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

　　曾经在“子夜呐喊”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说：“电影《柳青》的叙事主旨最终承接的是《柳青传》，因而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站在1978的门槛一方面要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人物立碑作传，另一方面要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及毛时代后十年，以至于今天民间舆论场的左与右都不买账。因为右要全盘否定的不仅仅是后十年，而是整个七十年；左虽对十七年有批评，但更多是批判地继承，他们才是写出《创业史》的柳青的忠实读者。遗憾的是，电影《柳青》首鼠两端的叙述方式，注定它在价值观和阶级立场上的撕裂，以至于在已经分裂的观众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忠实观众。”

　　这的确有些尴尬。

　　尴尬的当然不只是《柳青》的主创人员，甚至也不只是《柳青传》的作者刘可凤女士，而是我们这个时代。

　　记得好像是葛兰西说过，抓住历史就抓住了现在，抓住现在就抓住了未来。汤因比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必然是不同的。对这一点，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历来不承认，他们总认为自己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和对历史的唯一审判权（包括文化领导权）。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永续不变的秘密……

　　2016年夏天，我在拜谒过柳青墓之后，来到附近的山坡上，远眺山脚下那座著名的村庄——皇甫村，眼前一片苍茫。梁生宝、梁山老汉、郭振山、改霞等《创业史》中的人物一一闪过脑际，我仿佛走进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蛤蟆滩，隐约看见一个穿着黑棉袄，扎着羊肚白头巾的农民模样的人，倒背着双手，从村道上缓步走来……

　　“这个人是谁？”

　　“他是柳青！”

　　“柳青是谁？”

　　“……”

　　“谁的柳青？”

　　“……”

　　我回答不上来。

　　也许，我看见的不是柳青，而只是一个长得像柳青的人？

　　202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