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法权——评项观奇致刘继明的信

辩论会阅读  播火者2026-10-27 02:08

文／太佐

近日读到德国毛派理论家项观奇给刘继明的一封信，这封短信，篇幅不长，他说了三层意思：刘继明关于制度重要性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太湖石的意见“基本是不正确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制度”；而为什么没有制度，“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水平决定的。最后他抛出一个尖锐的判断：现在的毛派“有点像阿Q派”，红群“有点像阿Q群”。

这三层意思之间，存在一个值得拆解的张力。项观奇支持刘继明对制度的强调，但他把制度缺失的最终原因归结为“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水平有局限”——这等于说，制度之所以没建起来，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人的觉悟还不足以支撑它。这个归因方式，与太湖石“群众理论掌握不够”的归因，在结构上有某种相似性：都把制度问题转化为水平问题。但项观奇与太湖石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不认为这个水平问题是正当的、不需要改变的。太湖石用“水平不够”来为制度缺失辩护，项观奇用“水平不够”来解释制度缺失，然后追问：既然水平不够，为什么不去提高水平？提高水平的方式是什么？他的答案是“首先争取民主”。

这就触及了“无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的实质。刘继明用“无产阶级法权”指称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机制——让运动的成果不因领导人更替而断裂，让群众的理论掌握不依赖运动氛围和领袖权威。项观奇接过了这个概念，但给它注入了一个更具体的政治内容：民主制度，首先是组党自由和结社自由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他批评毛派“强调还是要一党专政，反对组党自由”，这个批评的锋芒指向的，恰恰是正统左派在制度问题上的一个盲区：他们列举了大量“民主制度建设”（四大、三结合、工农兵代表比例），但这些制度形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在既有权力结构内部扩大参与，而不是在权力结构之间建立制衡。四大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能阻止76年10月的那次行动；工农兵代表可以进入人大，但人大本身在关键时刻没有成为约束最高权力的场域。

项观奇的判断是：没有配套制度，宪法就是一纸空文。这个判断比刘继明的表述更直接，也比太湖石的辩护更诚实。太湖石说“制度不是那么神奇的，关键在于领导权落在谁手里”——这句话本身没错，但它回避了一个递归问题：领导权落在谁手里，本身也需要制度来保障。如果领导权的更替没有规则可循，那么“落在谁手里”就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事件。项观奇说的“配套制度”，指向的正是这个递归的出口：不是不要领导权，而是要让领导权的归属和行使有章可循，让宪法规定的权利不被一纸命令取消。

但他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他把制度缺失的最终原因归结为“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水平”，这实际上是把政治问题还原为发展阶段问题。这个还原有其合理性——制度确实不能超越社会条件凭空建造——但它也有一个危险：如果制度缺失是因为“水平不够”，那么“水平”什么时候才算够？谁来判定？在“水平不够”的时期，是否就意味着制度建设的任务可以被无限期推迟？项观奇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先争取民主”）似乎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正因为水平不够，才需要民主制度来提供提高水平的条件；而不是因为水平不够，就可以把民主制度推到水平提高之后再建。这个逻辑上的紧张，他自己可能没有完全展开，但它在信中是存在的。

“阿Q派”这个比喻的尖锐之处，也在这里。阿Q的特征不是愚昧，而是在想象中完成了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翻身。项观奇说毛派像阿Q派，意思大概是：他们在话语上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但在实践上回避了那个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让权力受到约束、让路线不因人事更替而断裂的制度。他们在“精神胜利”的层面上完成了对敌人的否定，却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停滞不前。红群像阿Q群，则是指这种停滞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群体性的姿态：大家都在批判，都在表态，但没有人去推动那个“配套制度”的落地。

这个批评是否公允，可以讨论。但它指向的问题是真实的：当“制度”被反复谈论却始终不被真正建立时，谈论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替代品。太湖石列举了那么多“民主制度建设”，但那些制度形式在权力更替面前没有发挥约束作用——这个事实需要比“走资派阴谋”和“群众水平不够”更复杂的解释。项观奇给出的解释是“没有配套制度”，这个解释比太湖石的归因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但他把最终原因推给“社会发展水平”，又让这个解释变得不可操作：如果一切都要等水平提高，那么现在能做什么？他的“首先争取民主”是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与他“水平决定论”的框架之间，并没有被完全打通。

回到“无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刘继明用它来追问：为什么无产阶级在运动中获得的权力，不能被制度化为可传承、可约束的法权？项观奇接过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比刘继明更政治化的回答：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取到建立这种法权所必需的政治条件——组党自由、结社自由、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项观奇把刘继明的“制度反思”推向了一个更尖锐的结论：不是革命胜利后“忘记”了制度建设，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就没有把民主制度作为目标本身来争取，而是把它当作了胜利之后自然会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没有自然产生，于是宪法成了空文，法权成了空话。

这封信的价值，不在于它给出了完整的答案，而在于它在一个关键的分岔口上，选择了与太湖石不同的方向。太湖石说：制度不重要，领导权才重要。项观奇说：制度重要，而且制度之所以没有建立，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没有把建立制度所需的条件当作斗争目标。前者是对制度缺失的辩护，后者是对制度缺失的归因和批评。两者的差别，就是“正统”与“另类”之间那道最实质的界线：是否愿意承认，制度缺失不是敌人破坏的结果，而是自身政治实践中的结构性空缺。项观奇跨过了这条线，尽管他的跨法带着“水平决定论”的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