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继明的写作，特别是《人境》所呈现出来的努力和抱负受到了关注，在相当程度上也赢得了与他无论在艺术理念或者思想上有认同感的很多同道的支持，这是中国当下文化多样化中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其实不用这么绕，简单说，关于左翼运动也好，关于中国当代或者现代史的这样一种表达也好，在当下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多年来一直受到压抑，但在这种压抑当中，仍然有像继明这样的顽强的表达和生长，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真的可以套用一句俗话，叫不问成败，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为历史留证据。我们五十年之后重新检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没有这种表达和这种声音，那么这段历史就是耻辱。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继明的《人境》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也好，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好，社会主义运动也好，是内在关联的。表达得好与不好，成功与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写出来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本身就了不起。这是我对这部作品总体的看法。

小说拿到的比较早，虽然不是特别细致，但全看完了，里边也有一些笔记，我就笼统的谈一谈。刚才在外面跟云雷交流，云雷提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其实需要两个条件，在文学上。首先，就是写作要有全景处理的能力和愿望，即这个文本一定是全景性的，云雷跟我讨论说，短小的篇幅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是倾向于处理这样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全景式的。这在今天可能是要用加引号的"落后"的文学方法，即便如此，从文本所表达的抱负，所处理的内容看，对于这样的长篇文本的内在要求，必须是全景式的。第二个，一定是全知视角，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去看《子夜》，去看《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无一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在当下，继明这样做，在艺术上是承担了一些代价，或者说是冒了一些风险。我也不能说当下很多作家具有投机倾向，我们把很多作品控制到十八万到二十万字，这样出版社好卖也好操作。但是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就继明在《人境》当中所处理的历史内容和他的文学抱负而言，这个书是写短了，至少要有三部曲，但从当下小说结构和阅读习惯来说，这书又写长了，我觉得你把我们带到了阅读的两难境地里了，我们读一个长篇，超过三十万字大家基本就没耐心了，这是当下长篇阅读的困难。仅从小说的结构、文本结构来说，我也能够体会继明处理当中面对的困难，你的"后记"说得很清楚，这个小说是两起炉灶，有所中断，有所考量。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文本，上下部在结构上也是截然分开的，虽然后面从侧面照映了马垃的线索，但下部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如果让我挑剔的话——只是从小说叙述角度挑剔，我特别看重下部里边何为这个人物。何为下海经商多少年之后，又回到高校，然后一头扎进去，那么执着、那么真诚地"建设新农村"，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一点让我特别感慨，我非常尊敬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小说是全景式的，或者是全知视角，小说无论在语言上，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文学理念上，都应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小说当中个别地方的语言，有些不经意的表达，似乎还可以再考虑下。比如慕容秋受到岳书记性骚扰之后，像一只小鸟飞了出来，对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用小鸟飞来比喻不是很恰当。再比如小说里边说到另外一个人物鹿鹿，说这个小机灵鬼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对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来说，这种带有弹性和软性的形容，不是很好的语言习惯。现实主义写作，尽量不要使用这种色彩的词汇。我先说这么些。总之，我是非常欣赏也非常敬佩，刘继明先生在《人境》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全景式的表达历史、处理复杂历史关系的愿望与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疏延祥

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上部）无疑会成为2016年乃至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文本。它虽然只写了二〇〇〇年秋到农业税取消前后几年的湖北某神皇洲村的历史，但它承接了十七年乃至文革文学、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的全部成果，呈现了农村小说新的面貌，新的人物，对于未来的乡村叙事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一、《人境》和合作化小说

合作化运动五十年代发端，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创业史》《山乡巨变》《金光大道》《春潮急》都对这场运动有全景性的描绘。《创业史》中梁生宝成立互助组，郭振山也成立一个。《金光大道》中，高大泉成立一个，张金发也成立一个互助组。《春潮急》中，李克成立一个互助组，李春山也成立一个互助组。《人境》中马垃成立一个专业合作社，赵广富也成立一个。这些互助组都有先进和落后乃至反动的斗争，梁生宝和郭振山斗，高大泉和张金发斗，李克和李春山斗，同样，马垃也和赵广富斗，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前者胜利。马垃的专业合作社种稻，赵广富的合作社种棉，他们连过节时也较劲，一个成立舞龙灯队，一个赶紧成立舞狮队。马垃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良种水稻，不用化肥农药，赵广富的专业合作社种的是抗虫棉，但他对国际市场的抗虫棉风险信息没有把握，结果他的合作社到小说结束时，已名存实亡，而马垃的有机大米则前景看好，参加他的合作社的人愈来愈多。这种比攀和结局也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合作化问题小说的描写模式。

马垃和梁生宝、高大泉、李克在精神上也有继承关系，梁生宝、高大泉等的互助组成员主要是贫雇农的结合，马垃也是如此。起初他的同心社（这个名字也有五十年代的气息）只有五六户，以贫穷和劳动力弱的家庭组成。谷雨先是躲计划生育并被罚款，打工也没有挣到钱。回到老家，正愁着没法过日子，和马垃一谈，一拍即合，在一起干。胡嫂丈夫在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工，摔死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家种地。曹广进是个患慢性鼻炎的五十多岁老头，儿媳都在城里打工，他带着老伴在家种地。后来加入同心社的小拐子父亲死了，母亲跟人跑了，他成了孤儿，开麻片生活，因为赌博，不仅输掉了麻片，连命都差点搭上，要不是马垃遇见，他可能死掉。这些老弱病残在马垃的带领下，居然翻身成了气候。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心底善良，懂技术，懂经营的好带头人，这和《创业史》那些小说一样，同样，马垃也获得领导的支持，只不过支持他的支部书记郭东生和市长丁作鹏少了那种党的化身的光环，而是变成和马垃有亲密关系的伙伴、同学，郭东生和丁作鹏不是那种执行领袖路线的忠诚干部，而是有着个人利益追求的干部。在《春潮急》中，李克把复员费用来为互助组买回了耕牛，在《人境》中，同心社社长马垃把自己的积蓄购稻种以及合作社各种设施的启动资金，同心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稻种，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人境》中的谷雨和赵满月的关系也令人想起《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改霞的关系。

二、《人境》和文革文学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人境》和《金光大道》《春潮急》的继承关系，这里着重谈一下《人境》和文革知青宣传以及知青文学的关系。那时的知青分为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不管是哪一种，主流宣传都是农村光荣。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朝晖》，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其中冯泽纯《新的一代》写的是生产老队长和女儿李玉红的故事。李玉红就是回乡知青，她先是当生产队长的爸爸的助手、生产队妇女组长，嫁到红旗公社大干生产队后，又当选为生产队长，领着一百多号人。父亲为女儿那儿的生产有点担心，前去察看，没想女儿干得很好。《人境》中，马垃的哥哥马坷和李玉红一样，也是回乡知青，他向贫协主席郭大碗伯伯学习，成立青年突击队，起早贪黑挑塘泥，抢收稻子，晚上挑亮油灯学《毛选》，重读《实践论》和《组织起来》，学习金训华事迹，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来鼓励自己，读《艳阳天》，要向萧长春学习，和知青慕容秋有朦胧的感情。马坷如果不是抢救队屋里的良种而牺牲，他会和知青慕容秋组成革命家庭，慕容秋会成为扎根农村的好榜样，就如文革时当红的邢燕子一样。小说中马坷的日记和雷锋日记相比，没什么差别。马坷一直是弟弟马垃的偶像，就是他死去几十年，这种偶像地位都没有动摇，由此可见《人境》和文革文学的继承性。《金光大道》中有周老伯，《春潮急》中有松林老汉，他们分别是高大泉和李克的智囊。《人境》中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大碗，他一出场就年到古稀，马垃遇到困难，每每是他化解，或者是出点子。马垃和谷雨的关系也类似《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和朱铁汉的关系。

三、《人境》的贡献

尽管这样，我们不能说马垃是梁生宝、高大泉、李克在新世纪的复活，他的形象比这些人物要复杂得多。他的成长过程既有贫下中农哥哥，贫下中农大伯的精神指引，也有上大学时《北方的河》那个游黄河的主人公精神，小说中用了不少笔墨写马垃看到哥哥和慕容秋他们游长江，还写马垃长大后历经磨难，返回故乡创业，他时常在江中搏击，以锻炼身体，获得力量。请看这一段：

……只见宽阔的江面上，有个人正朝着江中心游过去。水流得很急，加之刚驶过一艘货轮，波涛起伏，一浪高过一浪，那个人在波涛浪谷之间忽隐忽现，仿佛随时都会被吞没似的。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晖把江面映照得一片火红，那个人仿佛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划开一道道激流，顽强地朝江中心的沙洲移动，越来越近。

读这段文字，很容易想起《北方的河》中的一些段落。

而马垃的另一个指路人是逯老师，逯老师完成了马垃更重要的人生转变，逯老师使马垃从满脑子革命英雄主义的红小兵变成了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使他看到了商品经济的力量以及资本的形成过程，甚至使他相信在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也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他跟着逯老师办公司，跑销售和批文，这些经验对他后来办同心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境》中，马垃办同心社和梁生宝、高大泉他们办互助组在精神上是相同的，但每一个读者都知道，这是不同时代的读本，马垃不是梁生宝和高大泉在新世纪的简单复活。其实梁生宝、高大泉、李克他们胸怀的理想都是中西早已存在的乌托邦精神，歌颂乌托邦精神没有错，但是要看到乌托邦在现实中是必然要失败的，必然会步步碰壁。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把从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这种乌托邦不仅当成中国农民的正确道路，而且回避它们实施过程中的不切实际以及产生于人民群众中的阻力。《人境》就没有回避这种乌托邦实验的破产。同心社最终成了资本扩张的牺牲品，当楚风集团要把污染严重的化肥厂搬到神皇洲时，不仅同心农业社和赵广富的农业社将不复存在，连神皇洲人的家园也不复存在。马垃想联合赵广富，抗洪抢险，保住农业社，但一切都是徒劳。他在神皇洲的小楼上有风车，曾几何时，给人神秘感，给人希望，而到小说结束时，我们知道不过是堂吉诃德的风车，马垃是堂吉诃德似的人物。但是，人是要有理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需要乌托邦的冲动，需要堂吉诃德似的人物。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五十年代中国人搞合作化的热情，只是这种热情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反映合作化问题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从热情出发，不顾及现实，把合作化的阻力归之于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的破坏，这就相当幼稚了。《人境》写了新世纪的乌托邦，客观地写了它的破产，而且不归之于阶级敌人，甚至让和马垃对立的赵广富在保卫家园时不计前嫌，共同联手。凡此种种，就使《人境》既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联系，又超脱出来，成了一个有价值的新文本。

刘继明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多年前他写了一部中篇《启蒙》，主要人物是藜伯安，此人在八十年代是启蒙者，知识界的偶像，可是到了新世纪，藜伯安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把椿树岛的人逼出了自己的家园，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曾几何时，椿树岛人在他沦为右派时，不仅接纳了他，还使他在灾难中幸存，椿树岛的姑娘江中莲不仅治好了他的病，还嫁给他。可是，当他显赫时，不仅抛弃了莲子，还把所有椿树岛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了他的开发地，椿树岛人看成生命的椿树也遭到砍伐，不复存在。启蒙者蜕化了，这是刘继明写藜伯安的用意，小说的力度是明显的。现在，他又奉献给我们一部《人境》，使我们对十七年和文革反映合作化问题的小说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而神皇洲人在资本的扩张下，连家园都不复存在，而马垃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一度事业兴旺，到头来他的类似梁生宝等的农村实验终告破产，这些都给人深层次的思考。

小说的题目《人境》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继明干脆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作为题记放在小说的开头，书中主要人物马垃的确有陶渊明的理想，他希望把神皇洲变成桃花源，他也像陶渊明那样，一边在神皇洲耕作，一边写作。可是就像陶渊明的理想终不能实现，马垃也是如此。一场豪雨加上楚风集团出手，他的家园就将有灭顶之灾。

项静

原载《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在刘继明的写作和思想谱系中，《人境》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这让我想起路遥在《人生》之后想写一部"规模最大的书"，路遥选择了1975年到1985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刘继明的《人境》则选取了更漫长的当代历史，从建国到现在，上部写马垃出狱后回到神皇洲重新创业，下部写慕容秋的高校和知识界的生活。中间穿插的重要场景是农村（空心化和同心合作社的出现）和工厂（楚风集团污染事件和长江机电厂改制）的变迁，同代人的思想差异变化，老一辈的坚守和无奈，新一代们的成长和伤痛。小说全景式地扫描乡村与城市，作为个体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资本新贵、官员都被集中到这个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屏风上来，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出身、经历、认识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选择。

以文学的方式讨论和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近重读了《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一个最大的疑惑是，我们可以用文学的方式为农村合作化背书，又能以文学的方式为单干分田到户而讲述故事，同一种文学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思路之下几乎都可以自我完满，文学自身合法性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重读此类文学作品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如何以独特的艺术真诚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人境》的一个主导思路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重建农村的主体性，这是小说主角马垃人生重挫之后的选择，是学者何为的思想资源，也是慕容秋回国之后的思考。中国农村摆脱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路径，从逻辑上可以讲通，实践上也有案例可依，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又避开空洞化的陷阱是重大的挑战。如何在史诗的规模中，不疏漏生活的质感，不遮蔽人们实际生活中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在知识、思想、信仰的指引下而不乏对自我"正确"的质疑，是这部小说先天带有的伴生品。

小说以马垃串联起两个时代，两种选择（走向城市和回归乡村），两个偶像（公社化时期的英雄马坷和1980年代的强人逯永嘉）。在经历牢狱之灾后，马垃回到神皇洲，回到第一个偶像马坷未竟的乡村建设事业中去，重新回到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建设美丽家园的理想中去。回到神皇洲是回到土地的激情，回到一种社会久远的被历史和叙事淘汰的道德和理想，重新回到合作社，萃取新的活力和精气，在马垃的世界，乡村不是整个社会的赘疣，而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生长点。时间跨越十七年的农村合作社和公社化，十年"文革"，19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0年代以来的打工潮，乡村人口和资源的流失，小说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相比，的确加载了太多在时间流失中增加的东西，使得这个作品无法单纯，当然这也是时代所赋予它的特权，它已经无法回到《创业史》的单纯年代。

刘继明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重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史与思结合的作品。史的部分自不待言，跨越的时间和史实历历在目；而"思"的部分，我们几乎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建国以来所有文学讨论过的主题，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知青与乡村、青春回忆、阅读记忆、乡土中国的思考、国有企业改制、底层、社会正义与公平、土地改革、新型合作社、知识分子的责任、老干部与二代、资本运作与政府职能等等当代中国的问题，靠着马垃这个极其具有文人情怀的人物和故事的演进缀联起来。不是每一个人物都能起到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情怀抒写，有时是必要的交代，有时是人物出场的需要。回望当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飞逝，在波谲云诡的当代历史上，这些话题也像水灾中的小舟一样东摇西晃。

《人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一种深沉得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怀：在乡村凋敝的主流叙事中，作家用这种情怀去重建一个"合作社"，去匡扶资本和政治的正义，建立乡村的主体性，用小说中农民谷雨的话说就是，"马老师操心的不止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个中国"。小说中的语调和词汇，甚至是那些可以便当地引发联想的社会构想、人物道德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对于今天精致的萎靡气息来说，不也是一种乌托邦吗？这部小说中理想主义的人物、正面人物特别多，他们都是慕容秋怀念的知青时代的恋人马坷的精神后裔，"公而忘私，富于理想"。

小说里面的人物都被一种耽美和理想主义的气息所鼓荡着，让人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梦幻，所有的故事和情节可能都是真实的，也可以在时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中得到验证。但里面的人物往往让人走神，他们轻易地跨越的生活路径（比如马垃读书和创业），可能是《平凡的世界》中人物终身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些先天智商情商齐伟的精英们，总能战胜失败和挫折，他们的理想主义气息仿佛不是从他们钟爱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某种天赐和命运。小说的精神气质既接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接纳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精髓。逯永嘉、马垃、慕容秋、何为、鹿鹿和旷西北甚至那些拥趸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是社会精英、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思想资源、精神气质、人格类型等各有不同，逯永嘉幻想的"理想国"，人人平等的，不分主义，不受限制，何为要去重建乡土中国，慕容秋要回到乡村，马垃更是身体力行，鹿鹿旷西北保护环境，对抗资本。这是一曲乡土中国的赞歌，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大狂欢。在理想主义者们周围，诸如丁友鹏这样人物的出现，可能就是一种单纯的人物关系的设定和对照，而不是他个人性格发展的必然，丁友鹏拥有一个如此有坚守有原则的父亲和信奉自由主义的老师，他却是如此的自私自利，这个人格的发展来得突兀和任性，可能是具有灼热情感的小说所带来的副产品，人性很容易只有两端，但既然结庐在人境，就必然是一个中庸者们占大多数的世界。而且往往是平凡的世界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理想是如何可能，又如何不可能。

阿兰·芬基尔克劳把文学放置在与上帝、历史相抗衡的位置上："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如何想象着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并且说服自己相信他会积极作为，他却任由我们自生自灭。若要令这一祈求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所要做的既不是直接诉诸上帝，也不是诉之于历史这一神正论的现代化身，而是诉之于文学。"但大概只有文学能完成对活泼生动的生命轨迹的扎实安顿，并且深切地约束安抚我们内心深处蓬勃而出的精神呓语。《人境》把历史大势的思考放在前面，把对一个世界的重建作为愿景，而且是以一种"回撤"的方式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人境》看作是刘继明奉献给碎片化已久的当代中国文学一份令人惊喜的厚礼。

（原载《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